巴黎的槍響，吸引了全球的目光。隨著傷亡者的姓名和生活瑣事逐一曝光，無不繫動著關懷者的心腸。媒體大篇幅的報導，高聲譴責對言論自由的暴力威脅；巴黎民眾自發走上街頭，高舉著「Je Suis Charlie」(我們都是查理) 的標語，捍衛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報刊嘲諷的權利。兩日後的今天，隨著逃亡者逐一被擊斃，事件彷彿告一段落，生活將恢復正常的平靜。
這種感覺無疑是錯誤的。查理不是開始，也不會是結束。
查理週刊因為刊登嘲諷伊斯蘭教先知的漫畫而受到攻擊。如果大家不健忘的話，英國人魯西迪曾經因為寫作《魔鬼的詩篇》而受到伊朗宗教領袖何梅尼的追殺令。魯西迪本人雖然未曾受傷，卻有多國的翻譯人員、出版人員因此受傷甚至喪命，甚至曾使英伊兩國斷交。
我要強調的，並不是「伊斯蘭教好可怕」，也不是支持槍擊者。受到攻擊的週刊、被槍殺的工作人員，無疑都值得同情，槍擊者也應當受到譴責與追捕。但是法國人與世界主流媒體的第一反應：「我們應當捍衛我們的自由和生活方式，在這一刻，我們都是查理！這是對言論自由的最嚴重暴力！」恰恰正是事情的根源。
大部分國家都保持有言論自由，並且受到法律的規範與保護 – 通常在公益與私益方面各有一些界定。例如無視事實的傷害他人名譽，顯然不受言論自由的保障。每個國家對這些的界線各自有一些劃分方式。
如果一個報社漫畫畫上某知名人物的雙親，不堪入目的淫穢畫面，大部分人應該都可以同意，不能允許這種下流行為，以世界大部分的國家法律標準來說也不被容忍。那麼，如果把這個對象換成宗教領袖呢？換成基督、穆罕默德、佛陀、媽祖，是否就成為可以允許的範圍了呢？
隨著歐洲來自中亞和非洲的移民日益增多，法國的穆斯林數目也與日俱增，類似的議題可以想見未來只會層出不窮。
因此，從深層來看法國的槍擊事件的話，問題有兩個根源：
- 言論自由保障的界線到什麼程度？是依據既有的歐洲文化標準，還是應該依照人口不斷變化的現在而有所調整？是「老」法國人應該適應、尊重新移民的文化，還是新移民應該要「融入」法國文化？
- 現存既有的言論自由規則，以及相關的保障，制定之時是由歐洲文化所主導。伊斯蘭文化並沒有參與制定。因此對部分激進的穆斯林來說，現存的規則是保障強者欺負他們的規則 – 他們無意、也沒有能力透過現行規則來保護自己的權利。因此他們能夠採取的手段，就變成世所難容的極端暴力。
當巴黎人們高喊「Je Suis Charlie」的時候，對這些激進者而言，這正好是「我們堅決捍衛侮蔑你們的權利」。如果以目前法國以及主流媒體的應對方式來看，將來出現類似的攻擊事件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而已。
問題的解決，需要仰賴雙方的包容 – 法國的舊勢力需要能夠接受新移民的文化和觀念，新移民也需要尊重法國的基本規則，並且雙方重新架構彼此都能接受的社會規範。
當然我知道，這條路還是長夜漫漫。不然就不會有 2005 年的大暴動、2013 歷史家溫那自殺的事件了。不過，如果法國真的有意追尋更和平美好的明天，捨此別無他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