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是上次提到，美國退休空軍將領 Charles Sweeney 在 1995 年國會聽證上準備的稿子，他也是唯一一位參加了兩次對日本轟炸原子彈的飛行員。在二次大戰結束 50 週年的時刻，他出席聽證會呼籲大眾重視二戰當時的歷史背景與戰爭結束的正面意義。這些話語在 20 年後的今天，依然發人深省。
二次大戰結束 70 週年將屆，週末抽點空檔，把聲明稿譯為中文。希望世人能夠不要忘記歷史，不讓前人的鮮血白流。否則，遭殃的只是自己，或是自己的下一代。譯文若有疏失，還請方家不吝留言批評指教。
我是美國退休空軍少將 Charles W. Sweeney。我也是唯一一位出過兩次原子彈轟炸任務的飛行員。當准將 Paul Tibbets 在執行轟炸廣島任務時，我飛在他的右翼；三天後的 1945 年 8 月 9 日，我指揮了轟炸長崎的任務。第二次轟炸的六天之後，日本軍方投降，第二次大戰也就此結束。
一個國家的靈魂、精義，存在於它的歷史當中。藉由所有人的共同記憶，才能決定每個世代的信念、以及他們對國家的信仰。
一個像我們的自由社會當中，隨時都會有各種議題在論證，討論我們國家的定位、價值和應該扮演的角色。這種開放式的討論，對於保護我們的自由來說至關重要。但是討論的前提是，作為一個整體社會，我們應勇於面對所有既存的事實。我們也必須有勇氣主張，在所有的事實列舉詳盡以前，不應該產生任何定論。
當廣島長崎的原子轟炸時屆 50 週年的現在，我們應該可以心平氣和的討論杜魯門總統下令轟炸的決策是否允當。對於這點，你我可能意見相左。但是在討論之前，請讓我們至少先誠實面對當時的一些基本事實，一些杜魯門當時決策前，必須要直接面對的東西。
作為唯一一位親身參與兩次任務的飛行員，我希望針對這些討論提供一些我的親身見證。我將陳述的是毋庸置疑的事實。當然我完全明白，有些人會忽略這些事實，因為那些人已經心有成見，而這些不可爭辯的事實和他們腦海中的偏見不符。
今晚，作為當時歷史的參與者，我希望提供我自己的觀察、思考和結論。我相信杜魯門總統的決定不僅符合當時的情況，而且在道德意義上，完全壓倒性的勝過任何其他選項。
就像和我同時代的絕大多數人一樣，我非常不希望打仗。我們並不是好戰的戰士，我們也不追求那種輝煌。我們沒有戰士階級、沒有武士這種職業，也不認為哪個民族比其他民族更優秀。
這在今天，就像和五十年前一樣，都是事實。
當我們國家在大蕭條中苦苦掙扎的時候，日本開始了對她鄰國的征伐 ─ 想要打造一個「大東亞共榮圈」。法西斯總是以冠冕堂皇的口號來掩飾最卑劣的陰謀。
他們的「共榮」是透過對中國和滿州地區發動無情而殘酷的整體戰來進行的。日本當時認為自己命中註定要統治亞洲，也因此她可以支配亞洲所有的天然資源和廣大的土地。日本在毫不猶豫和憐憫的情況下，屠殺了許多無辜的男女和孩童。在著名的南京大屠殺中，約 30 萬手無寸鐵的平民百姓被像畜牲一樣屠宰。這是犯罪的行為。
這些是事實。
日本認為，唯一阻擋她實現自己統領亞洲的神聖使命的絆腳石，就是美國。於是日本對駐於珍珠港的太平洋艦隊發起了精心策劃的偷襲行動。這個偷襲被安排在星期天早上執行，以求極大化的摧毀船艦以及海軍人員，以達到對太平洋艦隊的致命打擊。
1700 名美國水手的英靈，至今依然埋沒在亞歷桑納號中，沈睡在珍珠港的海底。他們絕大部分人在臨死前都不知道為什麼死的。當時，戰爭是這樣被強推到美國身上的。
如果當時還有人對於日軍的獸性抱持懷疑，柯雷希多島的陷落以及後續對盟軍戰俘的處置驅散了他們的最後一絲期望。即使以戰時的標準來說，這些殘暴的行為都是令人髮指的。巴丹的死亡行軍讓人驚怖不已。日本人認為投降對於自己、家族、國家以及神明來說都是污辱。因此他們對俘虜毫不留情。7000 名美國和菲律賓的戰俘被毆打、槍擊、刀刺，或是在無糧無水並且疫病蔓延的環境下讓他們自生自滅。
這些是事實。
當美國在廣大的太平洋上，向日本展開緩慢而艱辛的反攻時，日本人證明自己成為極端無情且倔強的殺人機器。不管戰情有多麼絕望、獲勝機會多渺茫，結局如此明顯的情況下，日軍都堅決戰鬥至死。為了達成他們自己的榮耀，他們總是盡可能的多殺一些美國人。
隨著美軍越接近日本本土，日本人的戰鬥就變得越瘋狂。
塞班島 ─ 3100 名美軍陣亡，其中在最初幾個小時內就死了 1500 人。
硫磺島 ─ 6700 名美軍陣亡，25000 人受傷。
沖繩島 ─ 12500 名美軍陣亡，總傷亡 35000 人。
這些只是由墓園白十字架所標記出來的簡單事實。
Kamikaze – 字面意義上譯為神風。駕駛者自願滿載炸彈撞往美國軍艦，他們認為這是轉化為神性的方式。無論在天上人間，都是至高無上的榮耀。這些自殺攻擊，奪走了 5000 名海軍士兵的性命。
日本人誓言，如果美軍有任何一人踏上日本國土，他們就會處決所有的盟軍戰俘。日本人也為戰俘的屠殺做好準備，他們甚至要求戰俘挖好自己的墳墓。即使在投降之後，他們還是處決了一些美軍戰俘。
這些是事實。
《波茨坦宣言》要求日本無條件投降。日本人認為這個要求太離譜根本不值得考慮。我們從破譯的密電中得知，他們準備盡可能拖延時間，來逼迫盟軍談一個他們可以接受的投降條件。
在 8 月 6 號之前的幾個月中，美軍飛機開始轟炸日本本土。轟炸和風勢引發的火災把一個個都市化為火海。數十萬的日本人因此喪命。但是日本軍方依然誓言決不投降。他們為了得到自己眼裡的光輝和榮耀，不管犧牲再多子民也在所不計。
即便是我們事先空投傳單，警示著即將來臨的大轟炸，他們甚至拒絕疏散自己的平民百姓。在一次為期三天的轟炸中，東京、名古屋、神戶、大阪有 34 平方英哩的區域化為灰燼。
這些是事實。
而且即使在廣島的原子轟炸之後，東條英機、繼任的鈴木貫太郎以及大權在握的日本軍部仍然堅信美國只有一枚原子彈，日本依然可以堅持犧牲下去。他們有三天的時間可以用來投降，卻沒有這麼做。內閣內的討論越來越激烈。
只有在長崎的原子轟炸之後，日本天皇才終於投降。
而即使是在那一刻，日本軍方依然堅持他們可以，也應該繼續戰鬥。一些軍官甚至發起政變，試圖在投降詔書尚未公布給日本人民之前截下並銷燬。
這些是事實。
這些事實，有助於理解當時我們面對的敵人的本質，有助於釐清當時杜魯門總統決策時，所需要考慮的背景，也有助於明白為什麼原子彈的轟炸是必要的。
和每一個服役的男女軍人一樣，杜魯門總統明白這些事實。傷亡人數不是抽象的統計數字，而是令人哀痛的真實。
兩顆原子彈是否結束了這場戰爭？是的… 他們結束了二次大戰。
這兩顆原子彈是必要的嗎？嗯，這就是爭議產生的地方了。
50 年的迷霧，遮掩了我們國家的記憶。對一些人來說，日本人成了受害者，而我們美軍成了貪婪好戰的侵略者，為了復仇和征服而投擲了原子彈。他們認為我們對核子武器的使用，是核武時代不道德、非正義的起點。當然，為了支撐這種曲解的悖論，他們必須故意忽略這些明顯的事實，或是編造一些新的材料。最令人震驚的，恐怕就是他們否認日本曾經進行大屠殺。
事情怎麼會變成這樣子的？
答案可能藏在最近發生的一些事情當中。
最近關於杜魯門總統下令轟炸的爭論，在某些時候已經變成數字遊戲。史密森尼學會在準備 Enola Gay 展覽會的時候透漏一些令人恐懼的翻案論調，引起史學界的憤怒浪潮。
那個展覽會想紀念一個虛構的事情 ─ 日本人是受害者，我們是邪惡的侵略者。想像一下，你帶你的孩子、或是孫子去參觀這些展覽。
他們會得到什麼樣的訊息？
這樣的展覽還殘存多少真相？
他們會認為自己的國家代表什麼價值？
而這一切，是由一個無論在章程和名義上，都應當保存重要美國價值的半官方美國機構所進行的。
現在，取消了計畫中的展覽，單純只展示出了 Enola Gay 這台轟炸機。真相是否終於呈現在世人眼前？
未必盡然。
在一場全國廣播的電視節目討論中，一位所謂歷史學者聲稱原子彈並非必要的。他說日本已經準備投降了，杜魯門投擲原子彈只是為了震懾俄國人。
日本人真的準備投降了嗎？他怎麼知道了？他憑什麼這樣說？
也有一些論點說，艾森豪將軍在戰後多年曾經說日本即將垮台，無力再戰。然而，艾森豪也曾經嚴重低估德國繼續戰鬥的意志和能力。1944 年的年底，他曾經總結認為德國已經無力再進行攻擊作戰。
結果這是個悲劇性的誤判。結果在巴登戰役中，數萬盟軍毫無必要的犧牲了，也讓戰事冒著繼續延長、讓德國有可能談條件的風險。
因此，他認為日本當時即將垮台的說法，應該說是事後諸葛，而非先見之明。
根據日軍在太平洋戰爭的表現，判斷日軍將會戰鬥的比德軍更為激烈瘋狂，應該是相當公允的合理判斷。
最後，近日有個理論表示，即使我們進攻日本本土，美軍的傷亡不會是一般預期的一百萬人，而僅僅只是 46000 人而已。
僅僅只是 46000 人！
你能聽出這種言論的冰冷荒誕嗎？僅僅只是 46000 人 ─ 彷彿這只是微不足道的美軍性命。
也許這些所謂的歷史家只想賣書。
也許他們真的相信如此。或是他們只是覺得我們打贏戰爭很不高興。
不管它們的理由是什麼，這都是個充滿瑕疵的論點。這種推論只挑選適合自己理論的事實進行推演而已。
今天，讓我在這裡大方的承認，我不知道如果進攻日本本土，會有多少美國人傷亡 ─ 然而他們跟我一樣毫無概念！
我確知的是，根據日軍戰時行為，可以合理推斷針對日本本土的進攻將會曠日廢時而且遍地血腥。日本當時根本不會無條件投降 ─ 這個判斷是根據我們掌握的事實，而不是某些人的幻想。
在硫磺島的戰爭中，一個太平洋中僅佔 8 平方英哩的石塊、彈丸之地 ─ 就犧牲了 6700 名美國士兵，總傷亡數超過三萬人。
但是即使退一萬步說，假定這些人說的是對的，攻擊日本本土僅僅只會犧牲 46000 人，我想問：
是哪 46000 人該死？
誰的爸爸該死？
誰的兄弟該死？
誰的丈夫該死？
是的，沒錯，我這裡只針對美國人的性命在討論。
因為日本人的性命掌握在他們自己手上，而不是在我們手裡。侵略戰爭並不是我們發動的。當時數十萬美軍在陣營內焦躁的等待，不知道是否必須發動對日本本土的進攻。日本人的決定，也將左右他們的命運。日本人可以在任何一刻結束這場戰爭。但是日本決定繼續等待。
而當日本繼續拖延的時候，隨著戰事的持續，平均每天都有超過 900 名美軍傷亡。
我也曾經聽過另一種說法，說我們應該與日本談判，協調一個日本可以接受的投降條件。我從來沒聽說過，有誰主張和納粹德國談投降條件的。這是一個極端荒謬瘋狂的想法，任何一個有理性的人都說不出這種話。要和這樣邪惡的法西斯談判，即使你獲勝了，你也承認了他的正當性。這不是那個時代某種空洞虛無的哲學爭論。我們必須確保這種邪惡勢力被清楚、明確、不容置疑、不可復原的擊敗、打倒。這些法西斯的領導者，已經耗盡了任何外交上可能的善意。那麼，為什麼太平洋戰爭的歷史，這麼輕易的就被遺忘了？
也許，原因就存在於現在正持續進行的：針對歷史和我們共同記憶的扭曲。
日本戰敗五十年後的今天，日本官員輕率的以受害者自居，聲稱廣島長崎與大屠殺並無二致。
不管你信不信，有一些美國學者也支持這種類比，也由此使日本更有動力去繼續他們已經花費 50 年去改寫的歷史。在這個過程中，連我們的歷史也都被改寫了。
於是有一整個世代的日本人完全不明白他們國家在二次大戰中到底都幹了些什麼。
這也是為什麼，他們不能理解日本為什麼要對這些事情道歉：
- 韓國的慰安婦
- 針對戰俘進行的人體實驗
- 計畫在美國西岸針對平民百姓進行生化攻擊
- 有計劃、大規模的屠殺平民百姓
- 以及其他許許多多的罪行。
在這種邪惡的顛倒是非之下，當我們忘記了自己的歷史，我們也在協助讓日本「失憶」，這對彼此兩個國家都是不利的。
和德國的認罪不同的是，日本堅持虛構的幻象，認為自己沒做錯任何事情，他們只是受限於當時局勢的必然反應。這種態度，擊碎了任何歷史傷痕癒合的希望。
只有認清事實才能夠真正原諒。而當我們遺忘了基本的事實，我們就冒著重複這段悲慘歷史的危險。
日本進行了一系列的精密公關宣傳和政治活動，建議使用「太平洋勝利日」來取代「對日戰爭勝利日」。說的比唱的好聽。
他們說，這種說法會讓太平洋戰爭「不那麼針對日本」。
一篇 4 月 5 號登載在華爾街日報的文章很精確的描述了這種離譜的現象：
根據的理由是，有些日本人覺得不太舒服 ─ 這也不難看出為什麼。畢竟「對日戰爭勝利」的「日」字，就是在提醒大家，1945 年 8 月，全世界的人們是在慶祝哪個國家被打敗。針對日本官員要求的退讓，一個美國官員（他很聰明的保持匿名）甚至提議：我們這些慶祝活動並不是要慶祝一場勝利，而只是慶祝一個事件。
有些人可能會說，這只不過是一些話術嘛 ─ 對日的勝利、在太平洋的勝利…. 我們就慶祝一個事件就好了，不需要慶祝一場勝利。
我會說，話語就是一切。慶祝一個事件！？
講的好像慶祝一個百貨賣場開幕一樣，而不是一場席捲全世界戰爭的結束。這場戰爭讓世界以千萬計的人數死亡，更多人身心受創，無以計數的人流離失所無家可歸。
這種對話語的攻擊是很奧威爾式的，也讓歷史和記憶變得愈加模糊不清。語言文字常常比任何武器都更具破壞力。
上即是下。
奴役即是自由。
侵略即是和平。
在很多方面上，這種對話語的攻擊、抹除精準描述語句的作法，比 50 年前日本對我們展開的侵略更具危險性。至少當時，敵人是誰大家都很清楚。
今天日本人很技術性的打起了種族主義牌，來表示他們戰時行為的正當性。他們聲稱自己並不是在進行侵略罪行；而是從白人帝國主義之下解放大批的亞洲人民。
解放！！是啊，他們殺了超過兩千萬亞洲人，只是為了把他們從帝國主義中解救出來。我很確定，這兩千萬人、他們的家人、以及勢必絕後的後代，都對日本人高尚的情操心懷感激。
我經常被詢及，用原子彈轟炸日本是否為了報復。史密森尼學會展覽裡面的一份草稿也是這麼認為的。認為我們是為了摧毀一個古老而光榮的文化才投擲原子彈。
這裡我要說一些令人不快的事實。
第一，在最初的轟炸清單上，包含了京都。雖然京都也可以成為一個合法合理的轟炸目標，之前的空襲也未予轟炸。然而國務卿 Henry Stimson 把它從清單上劃掉了。因為京都是日本傳統的古都，也是日本的文化宗教中心。
第二，我們戰時被嚴格下令，不准在任何情況下轟炸位於東京的皇居。儘管我們可以輕易的把它夷為平地，也可能在這種情況下殺死日本天皇。我們真的是為了報仇嗎？
我經常忍不住想，如果日本有機會轟炸美國白宮，是否也能夠像我們這樣自我克制？我想未必吧。
在這裡，請讓我澄清另一個謠言，指稱我們故意選擇人口密集的都市投擲原子彈。每個我們轟炸的目標丟有重要的軍事設施 ─ 廣島是日軍南方司令部的所在地，集結了重兵，並且一旦展開登陸作戰，他們也將負責本州的防禦。
長崎則是一個工業中心，有兩個大規模的三菱兵工廠。無論是廣島或是長崎，日本都把這些工業中心和軍隊佈署分配在都市的核心。
就如任何一場戰爭的目標一樣，我們的目標，理所當然是獲勝。失敗的結果太可怕、難以想像。
我經常被問到，是否會心懸那些死於廣島和長崎原子轟炸的日本人們？
這場極為恐怖的戰爭死了很多人，在兩邊陣營都是如此。我並不因此而感到歡欣雀躍。我也不因為戰爭的殘酷而感到驕傲或喜悅，無論受害的是我國或是他國人民。每條性命都是十分寶貴的。
但是在我看來，這個問題更適合拿去問那些日本戰犯，他們毫不遲疑的願意以日本人民的生命做代價來換取自己眼中的偉大。是他們發動了侵略戰爭，然後在情勢十分明朗的時候依然頑固的不願意放棄戰鬥。是他們必須要負責。難道他們不應該為這些犧牲的日本人民負上最終的責任嗎？
也許當日本人能夠真切的了解過去，清楚明白日本在這場戰爭中做過的事情，他們將會發現日本軍部應該要負上責任。這個讓東亞許多國家飽受苦難、最後也把苦難帶給自己人民的日本軍部，也應當給日本人一個答覆。當然，如果我們繼續幫助日本人抹清歷史真相，這些都不可能會發生。
如果日本不能要求、理解並接受真相，他們怎麼能和美國、和自己相安共處？
我和我的隊員在執行這些飛行任務的時候，我們的信念是：這將為這場戰爭劃上句點。我們並不感到高興。我們當時心中想的是，必須完成任務的使命，以及自己必須回到家人、所愛的人身邊的決心。
今天，以百萬計的美國人和東南亞人之所以活著，是因為戰爭在當時就劃上了句點，沒有繼續拖延下去。
我並不是想站在這裡，慶祝我們用過了核子武器。其實剛好相反。
我希望我飛的原子轟炸任務是最後一次，世界上再也不要有類似的任務發生。
我希望我國人民都能夠厭惡棄絕核子武器的存在。
我衷心這樣盼望著。
但是這並不代表著，在 1945 年的 8 月，當時的時空背景、敵人的頑強抵抗之下，杜魯門總統沒有義務使用一切可能的武器來結束這場戰爭。
我當時贊同杜魯門總統的決定，今天依然如是。
多年以後，有人問及杜魯門總統，他是否後悔當時的決定。杜魯門總統加重語氣的回應：「不。」他同時也提醒提問者，珍珠港事變的死難英靈，連後悔的機會都沒有。
戰爭總是可怕而代價高昂的。就像南北戰爭的 Robert Lee 所說，「還好戰爭這麼可怕，不然肯定會有人愛上它。」
我深深感謝上帝，是我們擁有了這些武器，而不是日本人和德國人。科學發展事實上已經準備好了。遲早會有人把它開發出來。你沒辦法否定科學；最後原子彈總是會有的。
關於開發原子彈是否明智的問題，已經早已被拋棄了，因為必定會有人把它開發出來。蘇聯想當然耳的必將開發自己的核子武器。我們別忘了，史達林並不比東條英機或是他的前盟友希特勒善良。就我們所知，史達林治下屠殺了超過兩千萬他自己的國民。
因為德國和日本的法西斯份子被擊敗而無法征服世界，所以這個世界變得更美好了。
由於我們勝利之後的寬仁處置，日本和德國也都變得更美好了。
年輕一代的日本人和美國人，因為戰爭的結束而免於不必要的屠戮，他們有機會長大、成家、終老。
作為 10 個孩子的父親、21 個孫子的爺爺，我可以說，我很高興戰爭在當下結束了。
我當然不能代表所有的二戰老兵發言。但是我相信，在所有的老兵心中，都有一層驕傲，在那場重大的戰事當中，我們能夠為國家服務。這是為什麼我需要出來保存戰事的真相。我們老兵並非不敢挺身而出。我們的責任感也不會被繁複的討論所瓦解。我們挺的住。
但是我們不會、也不能允許一些不切實際的傢伙們，藉由隱藏一些重要的事實、不讓美國人民和全世界知道真相，意圖形塑這場論證的結果。
我非常相信，當美國人民明白到所有的事實，他們對於戰爭結束的判斷就能有正當公平的結論。
這是非常重要的辯證。我們國家的靈魂、精義以及歷史，都在最緊急的關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