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媒體都在報某人的讀者投書，我對這個倒是沒什麼興趣也沒什麼共鳴。但是一樣在今天看到的另一篇讀者投書，卻相當引起我的注意。
《海角七號》的台日苦戀
大家都說《海角七號》好看，我也有同感。沒錯，《海角》片中的茂伯、馬拉桑、水蛙等人物，及其營造出的多元族群、多元文化意象，還有恆春、墾丁的場景，都令人感動。但魏導用心良苦的「台日破鏡重圓」寓言，卻是我覺得最有意思的地方。
片中，台灣的角色是：一位受到深愛但因日本懦弱而落空的女人（一九四五年在碼頭空等的台灣「友子」）；一位生子後被日本拋棄的女人（「友子」的外孫女）；以及一位堅持與日籍女友（也叫「友子」）在一起、不惜跟到日本去的年輕男人（男主角阿嘉）。一九四五年的分離之苦，六十多年來的相思之情，在阿嘉的身上獲得了「救贖」。
嚴格來講，《海角》的主題並不是「台日和解」，而是「台日苦戀」。彼此吵架的怨偶，才需要和解。被外力無情拆散的姻緣，是終生遺憾，沒有和不和解的問題。由此觀之，《海角》並沒有拍出台日和解，但成功地拍出了台日相思，特別是台灣對日本的苦戀。
這樣的被殖民慾望，似乎還隱藏著對一九四五年以後中華民國/國民黨統治的有罪控訴。有趣的是，在《海角》片中，「外省人」幾乎不曾出席。一九四五年接收台灣的中華民國/國民黨政權可謂完全缺席──除了片頭被男主角罵三字經的「台北」，以及片尾台日臨別依依時的持槍國軍外。更確切地說，在片中缺席的外省人/中國人，似乎就是拆散台日姻緣、使台灣（女性）得不到日本（男性）的愛的「第三者」。
進而言之，所謂「台灣人的悲情」，在《海角》片中獲得了某種新的詮釋：等不到日本的愛、被日本拋棄，即是「台灣人的悲情」所在。一九四五年拆散台日美好姻緣的外來統治者，似乎就是「台灣人的悲情」的最主要來源。
台獨運動過去所反對的壓迫，不只來自中國大陸，也包括日本的殖民統治。在台灣人四百年來被外人壓迫的獨派史觀之中，日本也是壓迫者。但如今，在《海角》片中，日本的壓迫者身分消失不見了。台灣人的悲情意識，似乎不再是抵抗一切外來壓迫的悲情意識，而轉變成「無法得到日本的愛」的悲情意識。《海角》既隱含著這種新的悲情意識，同時也透過性別翻轉，由台灣男子和日籍女友的身心結合，以及片尾的台日大合唱，使這種悲情得到救贖。
由此，我不得不間接聯想到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戰後的中華民國統治，是否極為失敗？一九四五年，實際發生的情況不是台日依依不捨，而是歡迎祖國軍隊的到來；但二二八事件乃至白色恐怖，以及外省政權的省籍面向等等，後來改變了台灣人對日本與祖國的相對評價。如今，《海角》的台日苦戀戲碼，似暗示「台灣」與「中華民國」的「和解」仍遙遙無期？若然，則更多的歷史反省，應是有必要的。
第二個問題是：到底什麼是「台灣主體意識」？《海角》的選擇，是與想像中深愛台灣的日本結合。很可能，多數台灣年輕人是因為拒斥中國，所以選擇較為先進的日本。但是，台灣人的主體性究竟是什麼？台灣人難道只能是被動等待救贖的「亞細亞的孤兒」嗎？
有人說，商業電影好看賣座就好，為什麼要去想「歷史」這種沉重的問題？然而，我們選擇以何種形式再現殖民歷史，將影響年輕人如何記憶、如何界定自我。
把殖民關係浪漫化，應該是很令人難堪的出路。但《海角》的台日寓言，或許是一個契機，讓我們睜開眼睛重新看看，看看那段滿目瘡痍的歷史。在這一點上，《海角》的貢獻很大。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副研究員、《思想》季刊編委）
《海角七號》，確實是很適合台灣人的電影。一整個就是台灣人拍給台灣人看的感覺，整部電影台味十足卻不低級，鄉土味重但並不俗氣。影片中充滿了台灣各角落小人物的代表，也相當能夠打到台灣人的內心深處。
不過《海角七號》除了茂伯之外，也傳遞出了相當重的台日情節。看過《海角七號》的人，不可能沒有感覺到片中台灣與日本之間的複雜情感。在這點上，我還沒有看過比上引這篇讀者投書寫的更精到的評論。
台人對於日本，從早年割讓時的抗拒、排斥，到日據時的畏懼害怕，在二戰結束之後卻漸漸轉化為緬懷與傾慕。《海角》一片，相當巧妙的傳達了這種傾慕與哀思，但是卻是陳宜中的好文，才用文字點出了細膩的情感。好文，就是該推。
不管你喜不喜歡，沒有人可以否認，日本在近代對台灣有極其巨大的影響。而且這種影響，至今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