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篇回泰瑞的 comments 中，我提到四部本一家。為什麼會這樣說？好比說，四庫全書不就是經史子集四部嗎？怎麼會混為一談呢？這或許應該從四部的淵源說起。
中國學術，雖分四部，然經學最早。在經學以前，其實只有詩、書。書只是一些政治文件，然而詩三百則流傳至今。易經雖自古相傳，但是古時只是卜筮的書籍。換句話說，在上古時期，學術是不流通的，只由政府最高層主掌。所以孔子當年才會說，「春秋，天子之事也」。
開啟學術流通風氣之先的，正是有教無類的孔子，開啟了私人講學風氣之先。到漢武帝時，以詩、書、易、禮、春秋為五經，設立五經博士。從此以後，各代經學，只有傳述，沒有增添創作。經學所講，也不出周公、孔子的理想與實踐。那麼經學在漢朝，豈不正是史學？春秋為五經之一，但是春秋也是第一部私人撰寫的史書。因此，我們也可以說從漢朝開始，經學即是史學。
回到子學。先秦諸子當中，孔子開私人講學風氣之先，遂儒家先起。然而在學術思想大鳴大放的戰國時代，最先有經的是墨家。論語編篡，則在孟子之後。其他各家，更在儒墨之後成書。但是即便是為儒家開山的孔子，也常稱道周公文王。後代儒家則更上推到堯舜禹三代。墨家則說，「非大禹之道，不足以為墨。」道家在之後而起，但是更上推到黃帝。至於陰陽家、農家，無不取法中國上股相傳的帝王。等到秦朝統一天下，贏政自稱「始皇帝」，也是從春秋十二紀來的。如此說來，先秦諸子的淵源，全都是由史學而來。
到漢代太史公著史記，也自己說「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正表示太史公寫史記下來，原意也是為了跟先秦諸子一般，自成一家言。從太史公以降，後世二十五史，也無不成自家言。子學史學，實在沒有多少分別。
再論集部。像先秦諫逐客書、漢代的治安策，豈不是當時著名的奏議文？不也可以納入集部？三國時代的建安文學，如曹操的奏議詔令，或者是諸葛亮的出師表，不也適合收在集部？但是其一人的作品，正是他自己一家之言，也是一人之史。那麼這些作品，不也屬於子學、史學範疇嗎？就算退一部說，經書的詩三百，在古時候不也正是集部？論語雖是子部，但也屬於集部。如此說來，集部只是較為單純的子部而已。
總體來說，中國學術雖分四部，但大體不分子、史兩途。然而子部又由史學衍生而來。子學教你做人的道理，史學教你做事的道理。一內一外，相輔相成，渾融一體。這也是為什麼孔子會說，「吾道一以貫之！」因為確實就是「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