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友張君蔭麟，始相識於民國二十三年春夏間。時余與張君方共有志為通史之學。當謂張君天才英發，年力方富，又博通中西文哲諸科，學既博洽，而復關懷時事，不甘僅僅為記注考訂而止。然則中國新史學之大業，殆將於張君之身完成之。豈期天不假年，溘然長逝。此數年來，強寇壓境，蹙吾半國；黌舍播遷，學殖荒落。老者壯者無所長進，少者弱者喪其瞻依，張君獨奮志潛精，日就月將，吾見其進，未見其止，明星遽墜，長夜失照，眺前矚後，豈勝悼倫．特草此文以當追念，而斯人不作，安得復相與一暢論之。然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是所望於誦斯文而有慕於張君者。」 — 錢穆，《中國今日所需的新史學與新史學家》
前人已矣，來者安在？即便是賓四先生也難掩孤寂。不知道先生晚年的心境，是否一如當年為文時的慷慨激昂。
今天不論哪一方面的學問，愛看書的人似乎越來越少了。尤其離開學校以後，更是明顯。
看書很愉快，卻很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