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為什麼重視「忠君」 ─ 論南方朔的謬誤

中國人的歷史觀,本質上是一種虛無史觀,在位的統治者都自認代表了正統,他講究天地君親師這種封建價值,而完全缺乏人權和進步的價值,他只會要求人民向他團結效忠,不向他效忠就是造反,而可以殺害壓迫。

因此,早年的學問家梁漱溟遂在他所著的《中國文化要義》裡就指出,中國人的歷史價值觀,只有成王敗寇這種封建價值,而沒有人權進步的標準。

— 南方朔《二二八只殺了兩萬人,太感謝了》

 

今天 (3/4) 看到蘋果日報,刊登一篇知名文化評論者南方朔的專欄,在抨擊前日王曉波所言「二二八只殺兩萬人」的言論。王曉波的言論當然有可議之處,不過南方朔文中所提關於中國歷史的理論基礎,卻是大謬不然,漏洞百出。

文中將中國傳統所謂的忠君思想,粗糙的解讀為「封建」和「缺乏進步價值」,卻沒有對這股思想背後的形成原因多做思考。這是大眾流行思想的常見問題,但是出自於如此知名的文化評論者筆下,未免令人大失所望。

要理解中國傳統為什麼這麼重視「忠君」思想,以及這股思想為什麼兩千餘年來始終被合理化,必須先了解幾件背景知識:

  1. 自遠古以至清朝的古代中國,是廣土眾民,有眾多不同方言、風俗習慣、地理人情的居民構成。不同地區的人民習慣殊異,不可能在生活細節上強求整齊統一,因此需要由中央到地方層層傳遞的政治架構來處理。中央政府只能在原則上做大綱式的規範,而細節則交由地方政府決定如何施行。
  2. 古代中國完全是農業社會所構成。農村的穩定是一切政權的基礎。
  3. 農村的穩定奠基於幾個方面:
    • 道德層面的教化 (這部份主要由儒家理論填補)
    • 地方治安的維持 (這部份主要由保甲、宗族組織、以及地方官員處理)
    • 農業經濟的穩定 (包括水利設施的修築、物價的平抑、確保糧食等生活必需品的供應、天災人禍時期的急難救助,這部份需要由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的合作)
    • 抵禦遊牧民族劫掠的國防力量 (因各朝代政治制度而異,但是大體上來說是中央政府的責任)。

在中國歷史上,所有軍閥割據、私人武裝團體興盛的時代,都是在中央政府衰弱不振、無力負擔穩定農村責任的時代。就如同從春秋戰國、到楚漢相爭、三國割據、魏晉南北、五代十國、….  甚至到民國初年的軍閥割據,都是類似的成因。就如同黑道的存在是為了補白道的不足一樣,就因為中央政府 (白道) 沒有能力解決一般民眾的生活問題 (治安、經濟、教育…),所以人民才會轉而尋求私人武裝團體 (黑道) 的協助。稅收等於是政府收的保護費。既然政府收了稅收卻沒辦法提供保護,人民只好投靠黑道的懷抱。黑道的勢力如果夠龐大,最終就會漂白成為白道,取而代之了。

那麼,「忠君」的思想在這裡面扮演什麼角色呢?

首先,忠君思想強調的是政權的穩定性。如果這個政權的運作基本上沒有問題,也能夠提供人民保障、解決他們的問題,那麼效忠這個政權、鞏固他的穩定性就是應該的。畢竟沒有人希望看到平和的年代出現戰亂。如果只是為了某些人的權力慾望而推翻既有的社會穩定,絕非一般人民之福。

當然,你會問,如果這個政權本身有問題怎麼辦?忠君思想並不是要求無條件的盡忠。傳統理論提供了簡單的解決之道:「君不君則臣不臣」,「聞誅一獨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如果政權不能夠解決人民的需求,那麼推翻這個政權當然被視為合理。參與的群眾被稱為「起義」而非「暴亂」。

其次,這種「起義」的概念確實受到「成王敗寇」的觀念影響。敗者為寇,推翻政權的過程中失敗的就會被打成亂黨。不過成王敗寇的背後,更根本的原因在於 – 為什麼成者為王?不是因為奪權者天生是王者,而是因為他比自己所取代的政權更能解決人民的問題。不能解決的,就像李自成一樣 ─ 在北京稱帝一天就匆忙落跑,最後還是落個「敗寇」的下場。

簡單說來,「忠君」的思想,在現代看來雖然彷彿陳腐不化,卻是古代中國十分有效、也符合大多數民眾利益的政治理論。天子在古代中國充滿了道德的象徵意義。忠君的背後,其實是對「還能夠解決問題的政權」確保他順利運轉的概念。

在這些「知名文化評論者」大肆批評以前,還真希望他們能夠先體會這些歷史的成因與形成的因素,而不只是武斷的說他們「封建」、「缺乏進步價值」,這樣拿現代概念套在古代上面簡直牛頭不對馬嘴 ─ 就像批評古代沒有網路可以用所以很落後一樣可笑。我們都希望「文化評論」,更言之有物,不是嗎?

貨幣戰爭

這是個欠了好一陣子的讀書心得。

我知道這本書去年很紅。這本書高踞暢銷書排行榜數週不墜,讓不喜歡暢銷書的我買了好一陣子以後才開始讀。開始看以前,stealth友善的提醒近年大陸不少學者持陰謀論的角度來解讀西方世界的許多現象。不過,是到看完這本書以後,才知道什麼叫做鋪天蓋地的大陰謀。

或許應該說,如果你想知道什麼叫陰謀論,那就應該要讀《貨幣戰爭》。

會這樣講,並不是因為我完全不相信書中的內容,而是因為我認為書中的內容過度簡化。社會科學畢竟無法享有自然科學的研究便利,可以在控制精準的實驗室中,針對少數幾個變數進行一次又一次的實驗。許多社會現象我們只能解讀,卻沒有辦法精確的定義絕對的因果關係。書中過度簡化的把 Rothschild 家族和歐洲各國的戰爭與一次大戰連結,更和美國多位總統的死亡扯上關連,未免失之牽強。這是我不全信的原因之一。

另外,世界上不會有永遠的常勝軍,也沒有不會崩解的帝國。書中把「國際銀行家」型塑為各種陰謀事件幕後的黑手,永遠常勝不敗的王者。但是我們身處的世界實在太複雜,不可能有任意一個人或是少數幾個人就可以主導,無論他們力量有多大,充其量只有推波助瀾之效。如果真的要能夠形成風起雲湧的時代大勢,那麼除了要時代因素配合以外,還必須要有廣闊的外元組合而成的集團。但是歷史上各種集團往往無法經歷時間的考驗,隨著時間漸漸增長集團內的成員多半會有利益衝突的糾葛出現。這也是我認為 Rothschild 家族無法長居幕後穩站贏家的原因之二。

書中接近二十世紀的部份,時常引述另一本《經濟殺手的告白》的內容。 我發現時人論及所謂「金權集團」的時候往往有一種失真的認知,即所謂「金權集團」必定邪惡無比,動用各種銀彈與媒體攻勢不擇手段達成目標、摧毀敵人。雖然這種說法有時正確,但是卻失之簡化。「金權集團」如果存在,組成成員必然會隨著時間浮動而有所改變。其次成員間不可能在所有議題上都同心協力,因此合作的根據只剩下信仰的力量,或是單純的利益互惠。而兩者都有脆弱之處。

陰謀論的好處,是讓你從不同於世俗的觀點去看事物,以及發揮懷疑的精神質疑平常不曾懷疑之處。但是陰謀論的缺點,就是過度簡化,凡事都找出一個邪惡無比的代罪羔羊。

商務印書館要印行文淵閣四庫全書了

機會難得,可惜價格不斐。

今天收到商務印書館的信,說是他們準備重印四庫全書。目前開放預購,預購期間到五月底為止。寶貝幫我打了打算盤,整套預約起來是 158 萬元。這價格可真不便宜,現在我是買不下去的。不過看到這種幾乎是 reprint 版本的,實在很心動啊… 雖然沒有標點符號看起來會很吃力,可是裡面許多典籍,市面上其他地方可再也找不到了呢。

有興趣的人可以到他們活動網頁看看,上面還有目錄以及第七冊第十冊內頁 pdf 檔,可以下載觀看。

預約不滿 20 套商務印書館就不能印了,想來他們辦這活動也沒什麼特別利潤可言。有能力又有興趣的朋友,就支持一套吧。

那消逝的精神氣蘊,哪裡去了?

前些日子逛書店,買了本章詒和的「往事並不如煙」。早先我知道她的書很賣座,也聽說風評極佳。但是當初認為不合我的脾胃,未曾翻看就略過了。這次逛到,隨手翻閱,只覺得文筆清爽,十分流暢,寫的又是近代人物的事跡。於是買了回來,沒想到展卷便不能罷手…

當初看這本書的時候,只單純的認為是時代人物的側寫。沒想到在作者筆下,不只是刻劃出人物的背影,還有背影後面的時代,以及受到時代影響的各個人物的精神氣質。作者文筆無疑是極好的,不只記述著各人的事跡,還把人物特質和精神氣度都讓我們一覽無遺。文章要寫其人其事,並不如何為難,難就難在怎麼傳述其心其道。作者在自序中所說的,

「提筆的那一刻,才知道語言的無用,文字的無力。它們似乎永遠無法敘述出一個人內心的愛與樂、苦與仇。」

我相信絕對是肺腑之言。六個故事,絲絲入扣,緊密相連。篇篇讀來都令人垂淚嘆息。有時感動的叫人落淚,有時卻又驚懼的讓人心寒。蕩氣迴腸,斯是謂也!

很多人看完這本書,或是翻閱這本書的時候,得到的共同印象都是,章詒和勾勒出來的是「那個時代貴族的風範」。甚至這本書的牛津版,書名也叫「最後的貴族」。但是我看到的卻是,精神高潔的人怎麼遇上時代的動盪衝擊,以及在巨大威權的陰影之下,逐漸被消磨殆盡的氣質與氣蘊。不論是位高權重的史良、寧鳴而死的儲安平、閒逸風流的張伯駒、還是慷慨仗義的康同璧,每個人物都有獨特的氣魄,也在時代的巨變當中,或被迫扭曲變形,或一死以保氣節。這是時代的悲劇,但也是人性的光輝聖潔展露無遺的時刻。與其說這本書是在敘述貴族的生活,我更寧願說這是一本追慕前人情操風範、精神氣蘊的書。

我們看到,那消失了的精神氣蘊,彷彿就此不再出現。但是展卷讀來,他們鮮活的人格和情操又好像歷歷在目。中國大陸經歷了無數的運動和十年的文革,人物的精神氣質當不復存。但是台灣當年號稱是中華文化的保存者,可在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之下,也容不得特異獨行的閒雲野鶴。兩岸之間,或許也是 1949 年以後又一次的國共合作吧。

所以說,不要以為,書中的慘狀只會出現在 1957 年以後的中國大陸。現在的台灣,隨著總統大選的逼近,人的精神氣質也越來越蕩然無存。你說我貪腐要出選舉奧步,我說你的支持者不是人。反對一中共同市場的就是支持貪污腐敗的綠軍,反對公投對目前執政黨失望的就是準備投降大陸的藍軍。在一片交相指責謾罵當中,我覺得國民黨和民進黨都越來越像共產黨了。

非友即敵,只要是批評我的就是敵軍陣營,先打成黑五類再說。

我為前人逝去的精神氣蘊嘆息不已,也對現在人格精神蕩然默然搖頭。什麼時候,我們才能夠重新見到,那屬於中國文人的,溫煦如玉的氣質?什麼時候,我們才能夠重新見到,那屬於中國士人的,清勝冰雪的情操?

我還抱著希望,雖然我在一片黑夜之中,還沒見著一絲曙光。

中西文化的差異在知識份子上的表現 – 看李遠哲、李敖、以及大學校長

2000 年的李遠哲,以「向上提升」的呼籲成了陳水扁進入總統府的臨門一腳。

為什麼李遠哲能夠有這種號召力?為什麼一個學者的影響力這麼大?

2005 年四月六號,李敖在立法院質詢時,痛罵當時備詢的幾位大學校長,說他們沒有資格做第一流的知識份子。他用「在水肥裡面分贓」形容各個校長的不問世事。為什麼李敖可以這麼理直氣壯?又為什麼各個校長認為是李敖的不對,不應該出口罵人,紛紛表示無法忍受這種羞辱?

這些小節,雖然好像無傷大雅、不甚重要,但是又好像總有說不通的地方,常常縈繞在心頭難以索解。

讀書樂在偶有所得。今天我終於覺得對這一切,有了合理完美的解釋。根本原因都在中西文化的不同,呈現出來的不協調感。讓我試著把想法寫下來看看。

眾所周知,自古以來中國知識份子的使命就在於「經世致用」,儒家的最終使命也在於能行王道。孔子周遊列國,為的是行道;孟子也說,

「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道,是不能夠「枉」的。大儒顧炎武也說過,

「君子之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

中國傳統是由學術指導政治,由政治指導學術是不被允許的。﹝北宋王荊公變法,自撰《三經新義》為科舉標準,飽受抨擊即為顯例。﹞從這個脈絡看來,李遠哲當時以他中研院院長、國內學術龍頭的身分,發表這種宣言,是有相當作用的。人民或許無法全部都感受到細膩深刻的傳統文化,但是古者遺風尚在,人民在混亂的時代,很自然會期待有知識份子的登高一呼,然後自動的起而相隨。於是 2000 年的臨門一腳,完全順理成章了。

而如果知識份子沒有辦法承擔世道的責任,在傳統文化是會被嚴厲譴責的。這也是為什麼魏晉南北在後代會被譏為「清談誤國」。明朝東林書院創辦人顧憲成也曾痛斥王陽明的徒子徒孫,說他們:

「水間林下,三三兩兩,相與講求性命,切磨德義,念頭全不在世道上。」[1]

明末顧允成則說的更直接:

「吾嘆夫今之講學者,恁是天崩地陷他也不管,只管講學。」[2]

2005 年李敖的質詢,也頗就有這樣的味道。他怒罵前台大校長陳維昭的時候,他說:

「你說台灣大學當年對殷海光教授不好,給他聘書卻不讓他上課;可是當法院傳你作證時,妳可以以台灣大學校長的身分站出來維護台灣大學當年被迫害的教授時,你卻不敢出席!… 為什麼該有道德勇氣的時候,你不敢站出來? …. 今天陳校長已經做了十二年的臺大校長,在台灣社會風氣這麼壞的時候,你有沒有以學術領袖的地位出來說句公道話?你不肯講。你們埋頭做學術研究的時候,台灣大學的學術排名又如何?當教育部長亂搞時,你們幾個大學校長有沒有站出來說話?教育辦得不行時,你們應該要站出來!」[3]

這段話,不是和前面顧允成的話很像,足以互相輝映嗎?顧允成指責當時學者的話,和李敖罵大學校長的話語如出一轍。顯然是因為他們對學者有相同的期待!話鋒一轉,李敖繼續說到:

「我要告訴你們,人格偉大、敢跟政府對幹、敢拒絕教育部長、敢把我們良知的話散佈出來、敢到法庭作證,這些都是大學校長應該有的風骨。… 當年蔡元培在五四運動時,就是個校長,是個匹夫,但他能抵抗一個時代,不是嗎?你們這些校長有那麼好的學問,可是你們在人格上、在肩膀上太軟弱了。」[4]

這段話讀起來,不就是典型傳統社會對士人的期許嗎?對蔡元培的讚美也正是對傳統文化的褒獎!因為在傳統文化價值中,學術的尊嚴不容踐踏。「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如果不能行道的話,那麼也應該辭職明志,避免做個「小人儒」!

不過,既然李敖這樣大義凜然,那為甚麼各個大學校長聽了以後,還會不以為然,認為李敖羞辱太過,無法忍受?

這部份就涉及中西文化的不同。認真詳追起來,或許會涉及價值系統的根本差異。不過粗略的來說,西方文化自古以來,道德價值是憑依於宗教的。世界是由神所創造,那麼越能理解世界運作的奧妙越能榮耀神與讚美祂的偉大。社會對於科學家的期待,則在於他們完成專業本分,而非由他們完成其他社會使命。我們現今的大學校長,多半曾經留學海外。雖然對於西方文化未必體會十分深刻,但是多少應當受到這種價值系統的影響。這也是為什麼,當李敖理直氣壯怒目橫眉大罵的時候,校長們仍然會覺得自己受到委屈、李敖屈人太過了!

這並不是說誰對誰錯的問題。重點在從哪個價值觀看待。只是我們可以觀察出來,中國的傳統文化,在清朝末年受到刺激產生激變,激盪至今猶未平息。看李遠哲、李敖、和幾位大學校長身上的表現,也多少可以了解,這是我們仍然處在文化長時間過渡期會發生的現象。

那麼,要到哪一天,才會有新的價值體系在其中產生,而這新的文化價值體系又會是什麼樣子呢?

縈繞在心頭的問題,今天少了一個,又多了一個。

參考資料:
[1] 余英時,《知識人與中國文化的價值》,頁 185
[2] 同上

[3] 李敖,《李敖議壇哀思錄》,頁 178 – 179
[4] 同上,頁 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