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大陸的國學熱

上一篇才剛說到孔子不會為了胡搞瞎搞的孔子熱潮而高興,不過近來大陸越來越多人接觸儒學是事實。或許可以順便聊一下我的看法。

我個人以為,大陸正在發生的國學熱和孔熱,只不過是歷史長河中的必然,而且是遠從清末就埋下的伏筆。清朝自從鴉片戰爭以降,對外屢戰而屢敗,晚近中國的百年外交史黑暗無比。時人很能夠理解他們遭逢巨大的挑戰,但是傳統的學術沒有辦法為他們解決問題開創新局。當時知識份子所謂「千古未有之變局」是也。

當時許多學人將中國的積弱不振歸咎於儒學無法有效提供出路。當然傳統儒學在當時也面臨許多困境,而且兩千年來許多經典被過度解讀,也造成許多光怪陸離的現象。除舊佈新本來是學術上的正常節奏,卻因為國勢衰弱與亡國之憂的巨大壓迫使知識份子採取的手段既激進又強烈。其中可以康有為為代表。康有為說過極具代表性的名言:

「守舊不可,必當變法;緩變不可,必當速變;小變不可,必當全變。」

以及

「能變則存,不變則亡。全變則強,小變仍亡。」

換句話說,當時的知識份子的憂急程度比熱鍋上的螞蟻有過之而無不及。在大家咸認問題禍根出在傳統學術之後,全面性地打倒清理便成為不可避免的趨向。於是從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等著作傳世以來,波瀾越演越烈,進一步激盪出五四運動,較溫和的將傳統學術貶居下位,最後被刺激演化而為驚心動魄的文化大革命。十年烽火之後,中國文化不復存於故土,身懷傳統文化素養的人,或遭殺害、或遭迫害,或不得不委曲求全以保首領,終身不敢再言風骨氣節。因此余英時才有「為什麼非要那塊土地才叫中國?那塊土地上反而沒有中國!」之嘆。

在中國大陸國力日盛的今天,在失去文化的根以後,大陸沒有任何可以充實內在的事物與思想。隨著物質力量逐漸進步以後,重尋文化根源是勢必會經過的路途。否則沒有任何中心思想與文化,要用什麼方式或態度來面對世界?又如何能取得自己的定位?從這個角度看來,重新探尋自己文化的根源,了解認識孔子與儒學思想,只不過是歷史的長河中,必然會出現的小浪花而已。

讀「從師問學六十年」有感

當頭棒喝啊。

例如先生說,「我們讀書人,立志總要遠大,要成為領導社會、移風易俗的大師,這纔是第一流學者!專守一隅,做的再好,也只是第二流。現在一般青年都無計劃的混日子,你們有意讀書,已是高人一等,但是氣魄不夠。例如你們兩人 (手指向樹棠和我) 現在都研究漢代,一個致力於制度,一個致力於地理,以後向下發展,以你們讀書毅力與已有的根抵,將有成就,自無問題;但結果仍只能做一個二等學者。縱然在近代算是第一流的成就,但在歷史上仍然要退居第二流。我希望你們還要擴大範圍,增加勇往邁進的氣魄!」

不要說當時的青年,我想每個時代的青年大概都有這種通病。

樹棠問:「梁任公與王靜安兩位先生如何?」先生曰:

「任公講學途徑極正確,是第一流路線,雖然未做成功,著作無永久價值,但他對於社會、國家的貢獻已不可磨滅!王先生講歷史考證,自清末迄今,無與倫比,雖然路徑是第二流,但他考證的著眼點很大,不走零碎瑣屑一途,所以他的成績不可磨滅。考證如此,也可躋於第一流了。」

方向對,七分努力就可以有九分的成就;方向錯,十二分努力才能換來九分成就呢。

我曰,我也想到,做學問基礎要打的寬廣。但我覺得大本大源的通貫之學,實非常人所可做到;我自覺天資有限,求一隅的成就,已感不易;若再奢望走第一流路線,恐怕畫虎不成反類狗!先生曰:

「這只關乎自己的氣魄及精神意志,與天資無大關係。大抵在學術上成就大的人都不是第一等天資,因為聰明人總無毅力與傻氣。你的天資雖不高,但也不很低,正可求長進!」

「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世間多少聰明人,卻不知下苦工的重要。我呢?我的功夫下的夠深嗎?只怕差的遠了吧。

過了幾天的一個晚飯後,先生在大門外,又與我有一段閒談。先生曰:

「一個人無論讀書或做事,一開始規模就要宏大高遠,否則絕無大的成就。一個人的意志可以左右一切,倘使本來走的就是小規模的,等到達成目標後,便無勇氣。一步已成,再走第二步,便吃虧很大!」

「中國學術界實在差勁,學者無大野心,也無大成就,總是幾年便換一批,學問老是過時!這難道是必然的嗎?是自己功夫不深,寫的東西價值不高!求學不可太急。太急,不求利則求名,宜當緩緩為之;但太緩,又易懈怠。所以意志堅強最為要著!…. 要存心與古人相比,不可與今人相較。今人只是一時的人,古人功業學說傳至今日,已非一時之人。以古人為標準,自能高瞻遠矚,力求精進不懈!」

賓四先生一生追慕孔子,也奉行「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精神。但是能與歷史精英比肩的他,自然也是因為這種「與古人相較」的精神,才能產生這麼巨大的影響。我呢?我平常在跟誰相比?

惴慄無言。

[註] 引述文字出自《從師問學六十年》一文,嚴耕望著,收在《錢穆賓四先生與我》書中,台灣商務出版。

商務印書館要印行文淵閣四庫全書了

機會難得,可惜價格不斐。

今天收到商務印書館的信,說是他們準備重印四庫全書。目前開放預購,預購期間到五月底為止。寶貝幫我打了打算盤,整套預約起來是 158 萬元。這價格可真不便宜,現在我是買不下去的。不過看到這種幾乎是 reprint 版本的,實在很心動啊… 雖然沒有標點符號看起來會很吃力,可是裡面許多典籍,市面上其他地方可再也找不到了呢。

有興趣的人可以到他們活動網頁看看,上面還有目錄以及第七冊第十冊內頁 pdf 檔,可以下載觀看。

預約不滿 20 套商務印書館就不能印了,想來他們辦這活動也沒什麼特別利潤可言。有能力又有興趣的朋友,就支持一套吧。

那消逝的精神氣蘊,哪裡去了?

前些日子逛書店,買了本章詒和的「往事並不如煙」。早先我知道她的書很賣座,也聽說風評極佳。但是當初認為不合我的脾胃,未曾翻看就略過了。這次逛到,隨手翻閱,只覺得文筆清爽,十分流暢,寫的又是近代人物的事跡。於是買了回來,沒想到展卷便不能罷手…

當初看這本書的時候,只單純的認為是時代人物的側寫。沒想到在作者筆下,不只是刻劃出人物的背影,還有背影後面的時代,以及受到時代影響的各個人物的精神氣質。作者文筆無疑是極好的,不只記述著各人的事跡,還把人物特質和精神氣度都讓我們一覽無遺。文章要寫其人其事,並不如何為難,難就難在怎麼傳述其心其道。作者在自序中所說的,

「提筆的那一刻,才知道語言的無用,文字的無力。它們似乎永遠無法敘述出一個人內心的愛與樂、苦與仇。」

我相信絕對是肺腑之言。六個故事,絲絲入扣,緊密相連。篇篇讀來都令人垂淚嘆息。有時感動的叫人落淚,有時卻又驚懼的讓人心寒。蕩氣迴腸,斯是謂也!

很多人看完這本書,或是翻閱這本書的時候,得到的共同印象都是,章詒和勾勒出來的是「那個時代貴族的風範」。甚至這本書的牛津版,書名也叫「最後的貴族」。但是我看到的卻是,精神高潔的人怎麼遇上時代的動盪衝擊,以及在巨大威權的陰影之下,逐漸被消磨殆盡的氣質與氣蘊。不論是位高權重的史良、寧鳴而死的儲安平、閒逸風流的張伯駒、還是慷慨仗義的康同璧,每個人物都有獨特的氣魄,也在時代的巨變當中,或被迫扭曲變形,或一死以保氣節。這是時代的悲劇,但也是人性的光輝聖潔展露無遺的時刻。與其說這本書是在敘述貴族的生活,我更寧願說這是一本追慕前人情操風範、精神氣蘊的書。

我們看到,那消失了的精神氣蘊,彷彿就此不再出現。但是展卷讀來,他們鮮活的人格和情操又好像歷歷在目。中國大陸經歷了無數的運動和十年的文革,人物的精神氣質當不復存。但是台灣當年號稱是中華文化的保存者,可在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之下,也容不得特異獨行的閒雲野鶴。兩岸之間,或許也是 1949 年以後又一次的國共合作吧。

所以說,不要以為,書中的慘狀只會出現在 1957 年以後的中國大陸。現在的台灣,隨著總統大選的逼近,人的精神氣質也越來越蕩然無存。你說我貪腐要出選舉奧步,我說你的支持者不是人。反對一中共同市場的就是支持貪污腐敗的綠軍,反對公投對目前執政黨失望的就是準備投降大陸的藍軍。在一片交相指責謾罵當中,我覺得國民黨和民進黨都越來越像共產黨了。

非友即敵,只要是批評我的就是敵軍陣營,先打成黑五類再說。

我為前人逝去的精神氣蘊嘆息不已,也對現在人格精神蕩然默然搖頭。什麼時候,我們才能夠重新見到,那屬於中國文人的,溫煦如玉的氣質?什麼時候,我們才能夠重新見到,那屬於中國士人的,清勝冰雪的情操?

我還抱著希望,雖然我在一片黑夜之中,還沒見著一絲曙光。

中西文化的差異在知識份子上的表現 – 看李遠哲、李敖、以及大學校長

2000 年的李遠哲,以「向上提升」的呼籲成了陳水扁進入總統府的臨門一腳。

為什麼李遠哲能夠有這種號召力?為什麼一個學者的影響力這麼大?

2005 年四月六號,李敖在立法院質詢時,痛罵當時備詢的幾位大學校長,說他們沒有資格做第一流的知識份子。他用「在水肥裡面分贓」形容各個校長的不問世事。為什麼李敖可以這麼理直氣壯?又為什麼各個校長認為是李敖的不對,不應該出口罵人,紛紛表示無法忍受這種羞辱?

這些小節,雖然好像無傷大雅、不甚重要,但是又好像總有說不通的地方,常常縈繞在心頭難以索解。

讀書樂在偶有所得。今天我終於覺得對這一切,有了合理完美的解釋。根本原因都在中西文化的不同,呈現出來的不協調感。讓我試著把想法寫下來看看。

眾所周知,自古以來中國知識份子的使命就在於「經世致用」,儒家的最終使命也在於能行王道。孔子周遊列國,為的是行道;孟子也說,

「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道,是不能夠「枉」的。大儒顧炎武也說過,

「君子之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

中國傳統是由學術指導政治,由政治指導學術是不被允許的。﹝北宋王荊公變法,自撰《三經新義》為科舉標準,飽受抨擊即為顯例。﹞從這個脈絡看來,李遠哲當時以他中研院院長、國內學術龍頭的身分,發表這種宣言,是有相當作用的。人民或許無法全部都感受到細膩深刻的傳統文化,但是古者遺風尚在,人民在混亂的時代,很自然會期待有知識份子的登高一呼,然後自動的起而相隨。於是 2000 年的臨門一腳,完全順理成章了。

而如果知識份子沒有辦法承擔世道的責任,在傳統文化是會被嚴厲譴責的。這也是為什麼魏晉南北在後代會被譏為「清談誤國」。明朝東林書院創辦人顧憲成也曾痛斥王陽明的徒子徒孫,說他們:

「水間林下,三三兩兩,相與講求性命,切磨德義,念頭全不在世道上。」[1]

明末顧允成則說的更直接:

「吾嘆夫今之講學者,恁是天崩地陷他也不管,只管講學。」[2]

2005 年李敖的質詢,也頗就有這樣的味道。他怒罵前台大校長陳維昭的時候,他說:

「你說台灣大學當年對殷海光教授不好,給他聘書卻不讓他上課;可是當法院傳你作證時,妳可以以台灣大學校長的身分站出來維護台灣大學當年被迫害的教授時,你卻不敢出席!… 為什麼該有道德勇氣的時候,你不敢站出來? …. 今天陳校長已經做了十二年的臺大校長,在台灣社會風氣這麼壞的時候,你有沒有以學術領袖的地位出來說句公道話?你不肯講。你們埋頭做學術研究的時候,台灣大學的學術排名又如何?當教育部長亂搞時,你們幾個大學校長有沒有站出來說話?教育辦得不行時,你們應該要站出來!」[3]

這段話,不是和前面顧允成的話很像,足以互相輝映嗎?顧允成指責當時學者的話,和李敖罵大學校長的話語如出一轍。顯然是因為他們對學者有相同的期待!話鋒一轉,李敖繼續說到:

「我要告訴你們,人格偉大、敢跟政府對幹、敢拒絕教育部長、敢把我們良知的話散佈出來、敢到法庭作證,這些都是大學校長應該有的風骨。… 當年蔡元培在五四運動時,就是個校長,是個匹夫,但他能抵抗一個時代,不是嗎?你們這些校長有那麼好的學問,可是你們在人格上、在肩膀上太軟弱了。」[4]

這段話讀起來,不就是典型傳統社會對士人的期許嗎?對蔡元培的讚美也正是對傳統文化的褒獎!因為在傳統文化價值中,學術的尊嚴不容踐踏。「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如果不能行道的話,那麼也應該辭職明志,避免做個「小人儒」!

不過,既然李敖這樣大義凜然,那為甚麼各個大學校長聽了以後,還會不以為然,認為李敖羞辱太過,無法忍受?

這部份就涉及中西文化的不同。認真詳追起來,或許會涉及價值系統的根本差異。不過粗略的來說,西方文化自古以來,道德價值是憑依於宗教的。世界是由神所創造,那麼越能理解世界運作的奧妙越能榮耀神與讚美祂的偉大。社會對於科學家的期待,則在於他們完成專業本分,而非由他們完成其他社會使命。我們現今的大學校長,多半曾經留學海外。雖然對於西方文化未必體會十分深刻,但是多少應當受到這種價值系統的影響。這也是為什麼,當李敖理直氣壯怒目橫眉大罵的時候,校長們仍然會覺得自己受到委屈、李敖屈人太過了!

這並不是說誰對誰錯的問題。重點在從哪個價值觀看待。只是我們可以觀察出來,中國的傳統文化,在清朝末年受到刺激產生激變,激盪至今猶未平息。看李遠哲、李敖、和幾位大學校長身上的表現,也多少可以了解,這是我們仍然處在文化長時間過渡期會發生的現象。

那麼,要到哪一天,才會有新的價值體系在其中產生,而這新的文化價值體系又會是什麼樣子呢?

縈繞在心頭的問題,今天少了一個,又多了一個。

參考資料:
[1] 余英時,《知識人與中國文化的價值》,頁 185
[2] 同上

[3] 李敖,《李敖議壇哀思錄》,頁 178 – 179
[4] 同上,頁 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