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關係的兩種意見

2012 年五月,英國首相卡麥隆接見了達賴喇嘛,激怒了北京政府。

從此北京和英國之間的官方交流陷入停頓,原本北京預計在英國投入八十億英鎊的投資也被擱置。卡麥隆本來希望在卸任前能赴大陸訪問,排定在 2013 年的訪問行程卻被取消,預計同年四月由英國前往大陸的貿易團也未能成行。相對之下,就在卡麥隆吃閉門羹之際,法國總統奧朗德卻在北京接受 21 響禮炮的禮遇。

今年七月,李克強訪問英國,受到英國超規格的接待,見到了原本只有國家元首能覲見的英國女王。為了象徵兩國關係重新開展,李克強也簽署了價值 140 億英鎊的協議。當然,協議背後意在言外的是,英國絕對不准再「插手中國內政」。

類似這種事情,英國媒體的意見:「中國政府有錢了。迫不亟待用各種投資或是貿易手段來千方百計達成目標,尤其是對流亡宗教領袖的迫害。咱們英國首相要接見誰,難道還要北京政府批准?」

中國媒體的解讀:「我們是很寬大為懷的。雖然你們兩年前很可惡的接見了達賴喇嘛,但是我們不計舊惡,還是願意跟你們有良好的合作關係。但是如果你們還是跟達賴眉來眼去、甚至是干擾中國內政,那我就要你好看了!」

哪一種意見是對的?

上述問題的答案,或是對彼此意見的容忍程度,很大程度上會影響未來中國和西方社會的相處之道、外交關係,甚至能否和平相處。

中國傳統為什麼重視「忠君」 ─ 論南方朔的謬誤

中國人的歷史觀,本質上是一種虛無史觀,在位的統治者都自認代表了正統,他講究天地君親師這種封建價值,而完全缺乏人權和進步的價值,他只會要求人民向他團結效忠,不向他效忠就是造反,而可以殺害壓迫。

因此,早年的學問家梁漱溟遂在他所著的《中國文化要義》裡就指出,中國人的歷史價值觀,只有成王敗寇這種封建價值,而沒有人權進步的標準。

— 南方朔《二二八只殺了兩萬人,太感謝了》

 

今天 (3/4) 看到蘋果日報,刊登一篇知名文化評論者南方朔的專欄,在抨擊前日王曉波所言「二二八只殺兩萬人」的言論。王曉波的言論當然有可議之處,不過南方朔文中所提關於中國歷史的理論基礎,卻是大謬不然,漏洞百出。

文中將中國傳統所謂的忠君思想,粗糙的解讀為「封建」和「缺乏進步價值」,卻沒有對這股思想背後的形成原因多做思考。這是大眾流行思想的常見問題,但是出自於如此知名的文化評論者筆下,未免令人大失所望。

要理解中國傳統為什麼這麼重視「忠君」思想,以及這股思想為什麼兩千餘年來始終被合理化,必須先了解幾件背景知識:

  1. 自遠古以至清朝的古代中國,是廣土眾民,有眾多不同方言、風俗習慣、地理人情的居民構成。不同地區的人民習慣殊異,不可能在生活細節上強求整齊統一,因此需要由中央到地方層層傳遞的政治架構來處理。中央政府只能在原則上做大綱式的規範,而細節則交由地方政府決定如何施行。
  2. 古代中國完全是農業社會所構成。農村的穩定是一切政權的基礎。
  3. 農村的穩定奠基於幾個方面:
    • 道德層面的教化 (這部份主要由儒家理論填補)
    • 地方治安的維持 (這部份主要由保甲、宗族組織、以及地方官員處理)
    • 農業經濟的穩定 (包括水利設施的修築、物價的平抑、確保糧食等生活必需品的供應、天災人禍時期的急難救助,這部份需要由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的合作)
    • 抵禦遊牧民族劫掠的國防力量 (因各朝代政治制度而異,但是大體上來說是中央政府的責任)。

在中國歷史上,所有軍閥割據、私人武裝團體興盛的時代,都是在中央政府衰弱不振、無力負擔穩定農村責任的時代。就如同從春秋戰國、到楚漢相爭、三國割據、魏晉南北、五代十國、….  甚至到民國初年的軍閥割據,都是類似的成因。就如同黑道的存在是為了補白道的不足一樣,就因為中央政府 (白道) 沒有能力解決一般民眾的生活問題 (治安、經濟、教育…),所以人民才會轉而尋求私人武裝團體 (黑道) 的協助。稅收等於是政府收的保護費。既然政府收了稅收卻沒辦法提供保護,人民只好投靠黑道的懷抱。黑道的勢力如果夠龐大,最終就會漂白成為白道,取而代之了。

那麼,「忠君」的思想在這裡面扮演什麼角色呢?

首先,忠君思想強調的是政權的穩定性。如果這個政權的運作基本上沒有問題,也能夠提供人民保障、解決他們的問題,那麼效忠這個政權、鞏固他的穩定性就是應該的。畢竟沒有人希望看到平和的年代出現戰亂。如果只是為了某些人的權力慾望而推翻既有的社會穩定,絕非一般人民之福。

當然,你會問,如果這個政權本身有問題怎麼辦?忠君思想並不是要求無條件的盡忠。傳統理論提供了簡單的解決之道:「君不君則臣不臣」,「聞誅一獨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如果政權不能夠解決人民的需求,那麼推翻這個政權當然被視為合理。參與的群眾被稱為「起義」而非「暴亂」。

其次,這種「起義」的概念確實受到「成王敗寇」的觀念影響。敗者為寇,推翻政權的過程中失敗的就會被打成亂黨。不過成王敗寇的背後,更根本的原因在於 – 為什麼成者為王?不是因為奪權者天生是王者,而是因為他比自己所取代的政權更能解決人民的問題。不能解決的,就像李自成一樣 ─ 在北京稱帝一天就匆忙落跑,最後還是落個「敗寇」的下場。

簡單說來,「忠君」的思想,在現代看來雖然彷彿陳腐不化,卻是古代中國十分有效、也符合大多數民眾利益的政治理論。天子在古代中國充滿了道德的象徵意義。忠君的背後,其實是對「還能夠解決問題的政權」確保他順利運轉的概念。

在這些「知名文化評論者」大肆批評以前,還真希望他們能夠先體會這些歷史的成因與形成的因素,而不只是武斷的說他們「封建」、「缺乏進步價值」,這樣拿現代概念套在古代上面簡直牛頭不對馬嘴 ─ 就像批評古代沒有網路可以用所以很落後一樣可笑。我們都希望「文化評論」,更言之有物,不是嗎?

為什麼我始終認為,近年中日必定開戰

有我 facebook 好友的人大概都知道,我近一兩年始終認為,不遠的將來中國大陸和日本必定開戰,而且最有可能就是 2014。常常都有人見面的時候問我為什麼這樣看?週末抽點空剛好來寫點文章說一下。

從大陸的角度來說,2008 的北京奧運和金融海嘯,讓大陸有了大幅提昇的自信心。背負著前清一百多年飽受欺凌的血淚史之後,在毛澤東振臂高呼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 60 年後,他們現在真的相信自己擠身強國之林。街頭巷尾所有的民眾都有這個情緒:今天的中國強大起來了。我們不去欺凌他人,但是也絕對不容其他國家再來佔我們便宜。尤其是日本。二次大戰的帳不跟你算已經是我們寬大了。如果你們再來挑釁絕對讓你好看!

釣魚台剛好是個敏感的導火線。

日本政府 2012 年將釣魚台「收歸國有」的事件開始,摩擦不斷升溫。鄰國之間領土有爭議的現象並不罕見,但是國際間在進行合作的時候,多半以擱置爭議的方式處理,不能談的不要談,先談可以合作的項目。日本首相安倍則是強硬表示日本絕不接受擱置爭議的作法,要求中國政府只能接受釣魚台是日本領土。

這在中國政府當然是不能接受的。先不論領土疆域本來就是任何國家都不輕易退讓的底線,中日關係更是近代中國最深的傷痛。政府領導人如果在主權問題上面對日本屈服,形同百餘年來中國現代化的成就盡數化為烏有。我敢說,任何大陸領導人如果承認釣魚台是日本領土,他的領導位子絕對坐不上三天。換句話說,中方的領導人,陷在一種一步也不能退的窘境上。

從日本的角度來說,失落的二十年帶給日本巨大的影響。經濟長年不振帶來的不只是消費的低迷,也形成國民自信心的降低。徘徊在低谷的低生育率,更讓原本嚴峻的國家財政雪上加霜。人民渴望強而有力的領導人帶領他們走出泥淖。整個經濟局勢像極了二次大戰前的日本。

這一切都為軍國主義復甦提供了充足的養分。

但是最關鍵的部份還是,日本的經濟體系基本上已經無可救藥。希臘鬧歐債危機的時候,gdp 對國債比例才 148%日本早在 2008 就破 200%近年又瘋狂暴增,在今年日本債務正式突破一兆日圓。等於是平均每個日本國民身上要背負近 800 萬日圓。日本已經完全沒有出路。

唯一的出路就是打仗。

打南韓 / 台灣?不可能。這兩個都跟菲律賓一樣是美國樁腳。日本在二次戰後形同美國的保護國,不能不看美國的臉色行事。俄羅斯?更沒有希望。左挑右挑好像只剩下中國大陸。反正有釣魚台這個題材可以發揮。

對美國來說,中日開戰是利多於弊。首先日本向美國的軍購金額必定大增,其次美國更可以趁機加大對日本的影響力,順便在實戰中觀察大陸解放軍建軍的戰力和戰術。倘若日本戰敗,美國會以調停者的姿態介入,持續防堵大陸勢力深入太平洋。倘若大陸戰敗,美國更會以民主大國的身分,直接「協助中國戰後重建」,扶植親信的政權,從核心上掌握中國的制定議題能力。

簡而言之:

  1. 日本由於國內環境致使右翼抬頭,財政因素導致政府捨戰爭之外別無他途。
  2. 戰爭對象除了中國大陸,別無他國可選。
  3. 釣魚台是個現成的極佳導火線。
  4. 即使知道有戰爭的風險,但是大陸領導人迫於歷史因素和民眾情緒,不可能在敏感議題上對日退讓。更不可能在領土問題上讓步。寧可開戰。
  5. 唯一有能力事先調停這場戰爭的美國,有充足的利益誘因讓它坐視這場戰爭發生。

我看大陸的國學熱

上一篇才剛說到孔子不會為了胡搞瞎搞的孔子熱潮而高興,不過近來大陸越來越多人接觸儒學是事實。或許可以順便聊一下我的看法。

我個人以為,大陸正在發生的國學熱和孔熱,只不過是歷史長河中的必然,而且是遠從清末就埋下的伏筆。清朝自從鴉片戰爭以降,對外屢戰而屢敗,晚近中國的百年外交史黑暗無比。時人很能夠理解他們遭逢巨大的挑戰,但是傳統的學術沒有辦法為他們解決問題開創新局。當時知識份子所謂「千古未有之變局」是也。

當時許多學人將中國的積弱不振歸咎於儒學無法有效提供出路。當然傳統儒學在當時也面臨許多困境,而且兩千年來許多經典被過度解讀,也造成許多光怪陸離的現象。除舊佈新本來是學術上的正常節奏,卻因為國勢衰弱與亡國之憂的巨大壓迫使知識份子採取的手段既激進又強烈。其中可以康有為為代表。康有為說過極具代表性的名言:

「守舊不可,必當變法;緩變不可,必當速變;小變不可,必當全變。」

以及

「能變則存,不變則亡。全變則強,小變仍亡。」

換句話說,當時的知識份子的憂急程度比熱鍋上的螞蟻有過之而無不及。在大家咸認問題禍根出在傳統學術之後,全面性地打倒清理便成為不可避免的趨向。於是從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等著作傳世以來,波瀾越演越烈,進一步激盪出五四運動,較溫和的將傳統學術貶居下位,最後被刺激演化而為驚心動魄的文化大革命。十年烽火之後,中國文化不復存於故土,身懷傳統文化素養的人,或遭殺害、或遭迫害,或不得不委曲求全以保首領,終身不敢再言風骨氣節。因此余英時才有「為什麼非要那塊土地才叫中國?那塊土地上反而沒有中國!」之嘆。

在中國大陸國力日盛的今天,在失去文化的根以後,大陸沒有任何可以充實內在的事物與思想。隨著物質力量逐漸進步以後,重尋文化根源是勢必會經過的路途。否則沒有任何中心思想與文化,要用什麼方式或態度來面對世界?又如何能取得自己的定位?從這個角度看來,重新探尋自己文化的根源,了解認識孔子與儒學思想,只不過是歷史的長河中,必然會出現的小浪花而已。

什麼是中國?

最近朋友轉來一篇文章,講述的內涵約莫是國文教學不該引用經史子集的文言文,而多收納閩語文與原住民字,「因為我們不是中國人」。

讀文之後頗有感慨。「台灣人」和「中國人」在台灣已經被貼上許多的政治標籤,中間容不得一點異議或是自我表達的空間。沒有中間空間的存在,所有言論都被歸類非我即敵,只要意見和我略不相同,則你必定是深藍或是深綠的一員。

在台灣,許多人不願自稱為「中國人」。細究原因,或可分為幾類:

  1. 如果自稱為中國人,首先會被綠軍圍剿,現代網上綠色恐怖是也。
  2. 中國大陸的政府臭名遠播,沒人想跟他們沾邊,更不願意被其統轄。
  3. 大陸有許多民眾文化水準低落,道德淪喪。四處隨地吐痰者有之,為求小利戕害他人者有之。台灣許多民眾不願與之歸為同類。
這些理由,我都可以理解,但是卻以為這和「中國人」不見得要有關係。史學泰斗余英時的一段訪談,正好說出這種微妙的心理因素:(或許可以跳從 1:17 開始撥放)

最擲地有聲的當然是余英時引述德國作家 Thomas Mann 的這段話:

「我在哪裡,哪裡就是中國。為什麼非要到某一塊土地才叫中國?那塊土地反而沒有中國。」

余英時所言無疑是文化上的元素。不過雖然意蘊不同,卻讓我更聯想到論語中的一章: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