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角七號,台灣與日本

今天媒體都在報某人的讀者投書,我對這個倒是沒什麼興趣也沒什麼共鳴。但是一樣在今天看到的另一篇讀者投書,卻相當引起我的注意。

《海角七號》的台日苦戀

 大家都說《海角七號》好看,我也有同感。沒錯,《海角》片中的茂伯、馬拉桑、水蛙等人物,及其營造出的多元族群、多元文化意象,還有恆春、墾丁的場景,都令人感動。但魏導用心良苦的「台日破鏡重圓」寓言,卻是我覺得最有意思的地方。

 片中,台灣的角色是:一位受到深愛但因日本懦弱而落空的女人(一九四五年在碼頭空等的台灣「友子」);一位生子後被日本拋棄的女人(「友子」的外孫女);以及一位堅持與日籍女友(也叫「友子」)在一起、不惜跟到日本去的年輕男人(男主角阿嘉)。一九四五年的分離之苦,六十多年來的相思之情,在阿嘉的身上獲得了「救贖」。

 嚴格來講,《海角》的主題並不是「台日和解」,而是「台日苦戀」。彼此吵架的怨偶,才需要和解。被外力無情拆散的姻緣,是終生遺憾,沒有和不和解的問題。由此觀之,《海角》並沒有拍出台日和解,但成功地拍出了台日相思,特別是台灣對日本的苦戀。

 這樣的被殖民慾望,似乎還隱藏著對一九四五年以後中華民國/國民黨統治的有罪控訴。有趣的是,在《海角》片中,「外省人」幾乎不曾出席。一九四五年接收台灣的中華民國/國民黨政權可謂完全缺席──除了片頭被男主角罵三字經的「台北」,以及片尾台日臨別依依時的持槍國軍外。更確切地說,在片中缺席的外省人/中國人,似乎就是拆散台日姻緣、使台灣(女性)得不到日本(男性)的愛的「第三者」。

 進而言之,所謂「台灣人的悲情」,在《海角》片中獲得了某種新的詮釋:等不到日本的愛、被日本拋棄,即是「台灣人的悲情」所在。一九四五年拆散台日美好姻緣的外來統治者,似乎就是「台灣人的悲情」的最主要來源。

 台獨運動過去所反對的壓迫,不只來自中國大陸,也包括日本的殖民統治。在台灣人四百年來被外人壓迫的獨派史觀之中,日本也是壓迫者。但如今,在《海角》片中,日本的壓迫者身分消失不見了。台灣人的悲情意識,似乎不再是抵抗一切外來壓迫的悲情意識,而轉變成「無法得到日本的愛」的悲情意識。《海角》既隱含著這種新的悲情意識,同時也透過性別翻轉,由台灣男子和日籍女友的身心結合,以及片尾的台日大合唱,使這種悲情得到救贖。

 由此,我不得不間接聯想到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戰後的中華民國統治,是否極為失敗?一九四五年,實際發生的情況不是台日依依不捨,而是歡迎祖國軍隊的到來;但二二八事件乃至白色恐怖,以及外省政權的省籍面向等等,後來改變了台灣人對日本與祖國的相對評價。如今,《海角》的台日苦戀戲碼,似暗示「台灣」與「中華民國」的「和解」仍遙遙無期?若然,則更多的歷史反省,應是有必要的。

 第二個問題是:到底什麼是「台灣主體意識」?《海角》的選擇,是與想像中深愛台灣的日本結合。很可能,多數台灣年輕人是因為拒斥中國,所以選擇較為先進的日本。但是,台灣人的主體性究竟是什麼?台灣人難道只能是被動等待救贖的「亞細亞的孤兒」嗎?

 有人說,商業電影好看賣座就好,為什麼要去想「歷史」這種沉重的問題?然而,我們選擇以何種形式再現殖民歷史,將影響年輕人如何記憶、如何界定自我。

 把殖民關係浪漫化,應該是很令人難堪的出路。但《海角》的台日寓言,或許是一個契機,讓我們睜開眼睛重新看看,看看那段滿目瘡痍的歷史。在這一點上,《海角》的貢獻很大。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副研究員、《思想》季刊編委)

《海角七號》,確實是很適合台灣人的電影。一整個就是台灣人拍給台灣人看的感覺,整部電影台味十足卻不低級,鄉土味重但並不俗氣。影片中充滿了台灣各角落小人物的代表,也相當能夠打到台灣人的內心深處。

不過《海角七號》除了茂伯之外,也傳遞出了相當重的台日情節。看過《海角七號》的人,不可能沒有感覺到片中台灣與日本之間的複雜情感。在這點上,我還沒有看過比上引這篇讀者投書寫的更精到的評論。

台人對於日本,從早年割讓時的抗拒、排斥,到日據時的畏懼害怕,在二戰結束之後卻漸漸轉化為緬懷與傾慕。《海角》一片,相當巧妙的傳達了這種傾慕與哀思,但是卻是陳宜中的好文,才用文字點出了細膩的情感。好文,就是該推。

不管你喜不喜歡,沒有人可以否認,日本在近代對台灣有極其巨大的影響。而且這種影響,至今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