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 《論語》 堯曰

論語是中國人的聖書。論語堯曰篇第一章,記載商湯曾經在大旱祈雨的時候說過:「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如果我有罪,請不要因此牽連眾生:如果百姓眾生有罪,請罪僅及我一人。同章中也記載,周武王時也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這是中國古時代領導人的道德觀,後來被衍申發展為領導人應該扛的責任。當天災地震、瘟疫流行的時候,會看到古代皇帝下詔罪己,反省自身的不足之處,並且祈禱改進。因為他們相信這是因為領導人的疏失,才會導致黎民受苦。這種作法現在看來或許流於迷信,但是也是古代責任政治的一種表現。

責任,到最後都會歸到領導人身上。一家公司裡面,當組織專案進度落後、客戶意見反應不佳,當然有可能是因為專案成員執行不力或是產品規劃不良。但是所有的責任最後都會落在老闆身上。對外界來說,宏達電手機做的好不好,跟宏達電的工程師沒關係,跟周永明有關係。他們 Hero 機的市場定位好不好,跟產品經理沒關係,和周永明有關係。

這就是領導人的原罪。

這次台灣南部水災造成的傷害,大家都已經感受極深,也用不著我在這裡廢話。不過對政治人物來說,「萬方有罪,罪在朕躬」的勇氣與擔當,我們始終看不到。在軍隊裡面,如果一個義務役士兵打架鬧事,受到處份的不會只是直屬的班長排長,上級軍官也要背責任。當然連長旅長或許不在場,他可能對這個士兵為什麼打架毫無所知,但是在他的統馭之下發生狀況的時候,他的下層軍官沒有把士兵管好的時候,就是他的責任。

責任是有上限的。對公司來說,責任的上限就是公司負責人。對國家來說,責任的盡頭就是國家領導人。美國杜魯門總統曾經再桌上放了一個牌子,「The Buck Stops Here」。因為官僚體系習慣把責任層層上推,大家都不願意做決策負責。杜魯門用這個警語提醒自己,他是總統,他沒辦法把責任推走。重大的決策是他必須做的事情,沒有人可以替他做這個工作。責任,最後都是在他身上的。

這次風災水害,我們看到馬英九先是責怪氣象局播報不準,繼而接受訪問的時候說災民不肯撤哩,最後連是否接受外援都爆出外交部曾經發文給使館「婉謝」各國物資援助。我們看到的是表情充滿無辜的總統和行政院長。態度彷彿是「這不是我們的錯。是 xx 單位沒做好。事前我們也不知道外交部居然有發這種文。理性聰明的人民應該知道這不關我的事。」


但是這就是總統的事。一切都是總統的事。可能,他們真的不知道外交部有發文拒援。但是這也是總統的責任。外交部應該要能夠準確傳達政府的訊息給駐各國使館。或許中央氣象局的預報真的不夠準。但是這也是總統的錯,氣象局的資源夠不夠?行政部門本來就應該針對可能有誤差的氣象預報來預做準備。甚至地上有坑洞讓機車騎士跌倒、有人家裡遭小偷都是總統的錯。誰叫他沒有讓中央政府協助地方政府把道路鋪好?誰叫他沒有把治安治理好?

很殘忍,也很嚴格。但是這就是領導人的原罪。這才是「萬方有罪,罪在朕躬」的氣概和擔當。當領導人,就必須要能夠有氣魄來承受這種壓力和責任。這個責任如果扛不起,乾脆就下台一鞠躬換個領導人對國家社會還比較有幫助。

歐洲與俄羅斯的天然氣問題

天然氣和石油一樣,都是寶貴的能源。但是不同的是,天然氣是個分布非常不平均的天然資源。目前已知天然氣蘊藏前三名的俄羅斯、伊朗和卡達,三個國家加起來的天然氣蘊藏量就佔世界天然氣的一半。

在能源吃緊的時候,寶貴的天然氣當然給擁有這些資源的國家許多談判籌碼。東歐許多國家都是依賴俄羅斯的天然氣供應,歐洲也為這種依賴性擔憂不已,尤其是之前俄羅斯和烏克蘭更為了天然氣多次讓問題浮上檯面。關鍵的天然資源掌握在未必友善的國家手上,這是很嚴重的問題啊。因此歐洲國家卯足勁想找替代的供給管道。

這邊有個很有趣的 video。用地圖的方式說明歐洲努力想擺脫俄羅斯天然氣管線的控制,滿有趣的。

很酷的 OECD Factbook eXplo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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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 OECD 歷年都會出 Factbook,但是厚重的資料沒人願意看。除了有人要做研究或是擬定政策方向以外,看 Factbook 的人應該不多。不過今天無意間逛到一個威的,OECD Factbook eXplorer。(警告:資料 load 頗久,頁面開啟費時)

雖然 eXplorer 上的資料只有到 2006,不過下方有個 bar 可以自己拉選年份。右邊更有一些說明來解讀這些統計數字背後可能隱含的社會現象。這個頁面提供了一個很有趣的視覺化效果,讓你對這些統計數字不再覺得毫無意義。可以輕易的看到各個國家的生育率、GDP、就業資料等數字,也有統計的分布圖可以看。

Have f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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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大家這麼害怕 H1N1?

很久沒更新 blog 了。一來最近比較忙,二來最近終於開始看紅了很久的 CSI,把閒暇時間吃掉不少。只是最近 H1N1 的新聞不斷發燒,讓人不想注意到都不行。不過,大家為什麼這麼害怕 H1N1?

其實並不能怪各國政府小題大做。畢竟 1918 年的流感大浩劫讓人印象太深刻;一個感染力無與倫比的病毒在短短一年多的時間內殺死了數千萬人,而且這株病毒也是 H1N1 的一種。當年不少年富力強的青壯年人,在病發 2-3 日內死亡,症狀如同典型的流感併發肺炎。群醫束手無策,只能坐視患者一批一批的死亡。於是各國政府從此聞流感色變,1976 年美國政府的接種計畫就是很好的例子。

1976 年,在美國 New Jersey 的 Fort Dix,有個 19 歲的健壯士兵覺得發燒不舒服,隨後於 24 小時內死亡。檢驗發現他死於豬流感病毒。並且已知其他同營數名官兵也遭到豬流感病毒感染。公共衛生官員頓時人心惶惶,深恐造成類似 1918 年的大流行,但是又擔心造成人民過度的恐慌。他們最後達成一項共識,認為寧可過度預防,也不要讓病毒引發大流行。最後,當時的美國總統福特下令聯邦政府撥款一億三千多萬美金,提供接種計畫,讓 95% 的美國人都能接種豬流感疫苗 ─ 只是為了一個還沒有引爆流行、甚至威脅性未知的病毒。最後,這株病毒似乎從未踏出過 Fort Dix。而這個政策事後鬧出的許多後遺症,包括死於接種疫苗的人、以及疫苗引發的併發症狀,造成美國政府被納稅人纏訟多年的惡夢。

今天墨西哥再度發現了 H1N1 感染的病例,並有已知受到感染的患者死亡。 世界各國為此驚恐不已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甚至有人整理了這波豬流感 H1N1 在世界各地的蔓延情況地圖。不過,我想大家也不要忘了,每年光是在美國,流行性感冒就造成三萬多人死亡。目前我們看到的數字,恐怕差距還很遠吧。

AIG 副總的離職信

之前 AIG 分紅事件引發眾怒以後,無論中外的媒體普遍都忘了這回事。三月底的時候,紐約時報刊出了一封 AIG FP 部門 (也就是這次領取紅利引爆話題的部門) 執行副總的離職信。信中抨擊了 AIG 的 CEO Edward Liddy 沒有妥善保護員工的權利。這封信我當時看了很喜歡,不過事情忙著始終沒機會寫 blog。這個周末稍稍有閒,簡單翻譯一下…

我喜歡這封信的理由有二。首先這封信的觀點和我之前的文章大不相同。我很喜歡不同的觀點,尤其是事件當事人的不同觀點。另外,這封信寫的文情並茂,辭令生動,這種文章我寫不出來。這是其二。

總之,讓我們看看他說些什麼吧。

親愛的 Mr. Liddy,

我很遺憾的在此遞上我從 「AIG 金融產品」(譯按:後文簡稱 AIG-FP) 部門離職的辭呈。我希望您能抽出些時間,把整封信看完。在我詳細描述我下決定的理由以前,請容我先提供一些背景資料:

我對於自己在 AIG-FP 的商品與資產部門的所有作為非常引以為傲。我沒有以任何形式參與 ─ 或是應該負責 ─ 導致 AIG 大幅虧損的 CDS 交易。現在 AIG-FP 的四百多位員工中,和這件事情有關的也屈指可數。大部分應該負責的人都早已離職,而且顯然躲過了如今外界大眾的怒吼與批評。

經過了十二個月的辛勤工作 – 其中 AIG 多次跟我們保證我們將在 2009 年三月獲得獎勵 ─ 我們這些在 AIG-FP 部門的員工感覺自己被 AIG 出賣了,而且也被民意代表不公平的對待。對這部份的回應,我準備離開公司的職位,並且把我得到的稅後紅利全數捐獻給因為這次金融風暴受害的人。我不準備把這些錢留任河一毛在身邊。

我離職前,對 AIG 提供了 11 年專注而且值得誇耀的服務。但是如今我沒有辦法在這種不正常的環境下繼續善盡我的職責,而且 AIG 也沒有為此付我薪水。和你一樣的,我也被要求以年薪 $1 美元的代價工作,而且我也同意了,因為我認為我不只對公司有責任,而且也對來援助的政府有責任。但是現在兩者都讓我失望了,我沒有辦法再每天花上 10、12、甚至 14 小時工作不陪伴家人,卻為了讓我失望的人的利益工作。

你和我從來沒有交談過,所以我想和你談談我自己的一些背景。我是被學校教師在鐵工廠中扶養成人的。我的辛勤努力讓我得到 MIT 的入學許可,而且 MIT 慷慨的助學金也讓我負擔的起就學的費用。我實現了我的美國夢。

我在 1998 年以資產交易員的身分加入 AIG,隨後成為商品資產交易部門的主管。然後在 AIG 發生危機的數年前,被升遷為商品部門的 BD 主管。在這段時間內,我的部門持續穩定的獲利,大部分的年頭都能賺超過一億美金。最近,在 AIG-FP 解體的過程中,我也是主要負責把聲譽良好的商品指數部門賣給 UBS (譯按:瑞銀) 的人。如你所知,類似這樣把事業單位處分掉,對於 AIG 的生存、以及將來償付給美國納稅人而言是非常必須的。

顯而易見的,我的薪資報酬主要來自於我們部門的高獲利。我從來沒有從現在導致公司鉅額虧損的 CDS 交易領過一毛錢。然而,我和許多 AIG-FP 部門的同事一樣,從這些虧損的 CDS 交易損失了不少畢生積蓄,因為我們都把錢投資在 AIG-FP 中。我們從 CDS 交易未蒙其利,卻蒙其害 ─ 就如同廣大的美國納稅人一樣。

我對你目前在 AIG 的職責抱著極崇高的敬意。因為在 CDS 交易上你和我一樣無辜。而且在國家需要你的時候,你勇於響應政府的號召,現在卻因此而飽受抨擊。

但是,你也相當清楚這個部門內大部分的員工都和這些巨額虧損毫無關聯。而且你沒有挺我們讓我感到相當失望。你在上週三,面對國會議員和媒體關於我們紅利的不實指控、以及後來紐約檢察官發表一些無事實根據的評論的時候,都沒有辦法挺身而出為我們辯解。我們 AIG-FP 部門的同仁深深感覺自己被背叛了。

我猜,在去年十月的時候,當你知道這些紅利計畫的時候,你認為 AIG-FP 部門的人員需要一些誘因才能夠留下來。而且這些紅利計畫,既然合乎道義也有誘因效果,也應該保留下來。這大概是偽什麼公司在該月三度跟我們保證會履行諾言,實行這些獎勵措施。

這也大概是為什麼你決定讓這些紅利提早三個月發放。這個措施讓我們感受到你對我們的支持,也不像是一個真心認為這些合約「讓人不愉快」的人會做的事情。(譯按:AIG CEO 在被砲轟的時候,曾經這樣形容這些合約)

這大概也是為什麼你在 3/13 決定授權支付這些紅利。

在過去六個月你領導 AIG 的期間內,你從來沒有要求我們修訂、重談、或是捨棄這些紅利合約 ─ 除了你上國會聽證會的數小時前。

我猜想,你剛開始的想法是,既然這些合約既合道義、在財務上也說得過去,那麼應該予以尊重。但是限在這個做法看來在政治上卻不討好。現在看來,你和聯準會官員、紐約檢察官、國會議員、財政部官員之間的協議 ─ 明言或是暗示 ─ 要不就是你理解錯誤,要不就是你不夠強硬沒辦法抵擋這些政治壓力。

現在,你要求 AIG-FP 部門的同仁繳回這些他們應得的紅利。你可以想見,大家對你破壞了大家對公司的信任而怒火中燒,怨聲載道。

既然我們大部分員工都是無辜的,罪惡感當然不是讓我們繳回紅利的動機。我們依據這些合約勤奮工作了十二個月,現在理當按照合約被支付薪酬。就好像一個水管工修好了水管以後,一個粗心的電匠卻把房子燒燬了,水管工不應該被責怪一樣,我們這些員工也是無辜的。

過去六個月當中,許多部門內的同仁,因為這份紅利合約的緣故,拒絕了許多比 AIG 更穩定的工作機會,理由當然也包括 AIG 高層不斷保證這些紅利會如期支付。他們現在怒氣騰騰,也不願意為了幫你的忙而把紅利繳回給公司。

現在唯一讓他們繳回紅利的動機其實只有恐懼。檢察官已經放話要公佈所有得到紅利者的姓名 ─ 即使檢察官應該要照程序處理事情、而且檢察官應該在法庭上處理案件,而不是訴諸媒體。

所以我要怎麼辦?沒有一個簡單的答案。我知道因為我的辛勤工作,當經濟蓬勃發展的時候我過的比一般人優渥,我也仍然有足夠的儲蓄讓我的家人不至於在這次風暴中受到毀滅性的打擊。有些人可能會批評我們這行業的人被支付過高的薪水,這我也不會不同意。

這是為什麼我決定把我的稅後紅利,100% 的捐贈出來,幫助受到金融風暴打擊的人。這不是什麼避稅花招;我只是覺得我至少希望能夠決定自己的紅利獎金應該怎麼使用,而不是被 AIG 複雜的帳務處理掉,或是消失在政府預算中。我們的紅利吸引了太多大眾的注意力,讓大家沒辦法把目光放在需要幫助的人身上。我希望能夠盡點力量幫那些真正需要幫助的人。

在 3/16 我收到了 AIG 稅後總共金額約 $742,006.40 美金的報酬。因為目前稅務和法規的不確定性,我實際捐贈的金額可能會比較少 ─ 事實上,可能遠比這個數字少 ─ 如果國會現在關於這筆紅利的 90% 懲罰性稅法通過的話。總之,當我把這筆錢盡數捐出以後,你會立刻收到收款對象和捐款明細。

這個決定對我來說是對的。我祝其他 AIG-FP 的同仁好運,希望他們能夠平合的下這困難的決定,也希望他們不要被恐懼的陰影圍繞。

Mr. Liddy,我也祝你好運 ─ 能夠實踐你把紅利退回給政府的承諾 ─ 也能夠繼續把 AIG 整頓好 ─ 尤其是那些不好處理的 CDS 交易。短期內我會繼續幫忙確保沒有什麼問題發生,但是在這週發生的事情以後,我沒辦法再留下來更長的時間 ─ 有太多嫌隙和不信任了。我不知道你將如何看待我的離職信,但是我想紐約檢察官應該會感到欣慰,因為我是自願離職的,而不是如他所威脅的讓他「掃地出門」。

Jake DeSantis 敬上

原信連結:Dear A.I.G, I Qu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