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廿四,劉自然與廣大興漁船

最近,廣大興漁船事件特別讓我想起了五二四事件。我想在這一天,也許應該來回想一下五二四事件的經過,看看五十幾年過後,五二四與廣大興兩案之間,有多少讓人覺得「似曾相識」之處。

1957 年 3 月 20 日,當時「中美」尚未斷交,台灣依然有美軍駐軍。當天夜晚,一名少校劉自然在台北陽明山美軍宿舍外被槍擊死亡。開槍的人是美軍上士雷諾。雷諾旋即遭到逮捕,但是在要移送地方檢察署的過程中,被美軍憲兵阻攔,表示雷諾具有外交豁免權,台灣無權審理。於是雷諾由美軍憲兵帶回。

案件審理過程中,雷諾表示是劉自然偷窺他太太洗澡,他出外巡視遭遇劉自然襲擊,因此他開槍自衛。然而台灣警方調查認為有諸多疑點,例如劉自然出現在案發現場的原因,他遺孀的證詞和雷諾截然不同。雷諾供詞的開槍地點也與劉自然陳屍地不符。加上雷諾案發後的供詞反覆又有矛盾之處,都加深了台灣人民對雷諾的疑慮。

結果在案發約兩個月後的 5 月 23 日,美軍軍事法庭宣布雷諾無罪釋放,而且不准上訴。並於當日讓他搭機遣送回國。消息一出,群情激憤,輿論沸騰。第二天 5 月 24日,各大報紛紛以頭版報導並且社論譴責。當天上午,劉自然的遺孀更到美國使館前舉標語抗議。許多支持與同情的群眾紛紛加入,圍著美國使館的人群越來越多。到了下午,現場的情緒越來越激動,有人開始翻閱使館圍牆,有人開始朝使館內投擲石塊,最後群眾衝入大使館內,砸毀大使館內不少物品與家具。

事情案發過後,美國向當時的總統蔣中正強烈抗議,蔣中正撤換了警務處長、憲兵司令等三名維安官員。並且向美國政府道歉,賠償了使館的一切損失。

五月廿四,在台灣歷史上是重要的一天。這一天,爆發了台灣第一次大規模的反美示威遊行。也在這一天,台灣人的美國夢破滅了。美國並不是維護正義的代表,他的利益也不會與台灣的利益一致。這一天,也再次象徵中國並沒有站起來。即使是二次戰後的戰勝國政權,在本國領土上還是沒辦法保護國民不受外人暴力攻擊。甚至連主權的象徵 – 司法裁判權都沒有。

近來廣大興漁船的事件,不斷的讓我想起了劉自然。洪石成和劉自然一樣,都是升斗小民,不是什麼聲威顯赫的大人物。台灣漁民在海上被菲律賓等國家欺負,就像當年駐台美軍欺凌台灣人一樣,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了。只是在特定的時空下,爆發指標性的案件,群眾激情一下子被撩起。於是台灣人民輿情洶湧,群眾想要一致對外,但是政府卻始終被美國壓在五指山下。[1]

事隔五十幾年的兩個案子,是不是也給你「似曾相識」的感受呢?

無論是當年飽受美國 CIA 支援的兩蔣政權,還是因為美國討厭兩蔣所以扶植的 DPP,其實都是喝著美國奶水長大的啊。真正要說的話,台灣政壇沒有什麼台獨派親中派,只有親美派啊。

[註1]: 不相信嗎?你看,漁船被菲律賓公務船打,跟菲律賓打交道以前要先報告給美國同意。還是不相信?本來要進行的演習是因為美國壓力取消的。再不相信?那看看這個吧。這個新聞一出以後台灣不是就全部都冷處理了嗎?

誰還記得五四運動?

今年,社會輿論和媒體文筆再一次的忽視了當年五四運動。社會輿論的焦點都在林益世的恐龍法官官員要導入央視新聞上面了。誰還記得五四?[1]

在指責媒體不重視五四以前,也許我們應該先回頭想想,五四是什麼?五四為什麼重要?五四背後代表的是什麼精神?

五四運動已經是九十幾年前的事了。如果就廣義的五四運動來說,應當包含在五四以前許多文化人倡導的新文化運動。當時的背景,雖然清朝政府已經被推翻,但是北京政府始終萎靡不振。日本等鄰國依然步步進逼,國內工商業仍舊難以發達。知識分子憂急心切,認為需要從更本源的深處推動社會改革。最後的爆發點,在一次戰後的巴黎合約上,中國權利喪盡。不只要不回山東德國租界,對日本二十一條條約無法廢除,甚至只象徵性的拿回一些天文儀器。於是從鴉片戰爭以來累積近八十年的國仇家恨一次爆發。

1919 年五月四日,由北大學生起頭,學生運動匯集於天安門走向街頭。北京政府雖然試圖鎮壓,但是學生運動和訴求廣受社會大眾同情。全國各地的學生紛紛響應,甚至引發全國性的罷課罷工罷市。工人不上班,學生不上課,商家不開市。兩個月後,群眾一心,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不敢在合約上簽字承認。

五四當時的學生領袖,後來許多人都位居要津。諸如羅家倫、傅斯年、羅隆基、聞一多、瞿秋白、周恩來等人,都曾在五四中著墨甚深。

可以說,五四運動是由愛國政治觸動而生,最後也為政治所用。

新文化運動追求的是文化上的解放。五四運動追求的是國家主權的解放。由新文化運動起,當時人們企望藉由群眾的啟蒙而達到個人自由和國家強盛。五四運動則無疑是當代政治運動的高點。影響所及,無論國民黨還是共產黨,都以中國危亡的號招要求群眾自我犧牲成就黨國大業。影響所及,日後國共鬥爭上,也間接促成他們在日本侵華的議題面前,只能暗鬥,名目上卻必須張著反日大旗。

在文化上,進一步延續從康有為開始的拋棄傳統包袱的路線。倡導「德先生」與「賽先生」的五四,在群眾思想西化上成為重要的推進器。「打倒孔家店」和「推倒貞節牌坊」開始出現,魯迅《狂人日記》所謂的「仁義道德吃人」論調也約略同時登場。我們甚至可以說,五四運動為五十年後的文化大革命鋪下了路。

五四時代的人們都無疑都是一時的精粹。五四運動產生的動力,逼迫整個時代大步前進。或許道路和作法未必完全是正確的,但是在政治和文化上影響近百年歷史的運動,卻不是任何人可以磨滅遺忘的。

文化,是社會力量的根源。台灣能夠有今天的繁榮和祥和的社會,也是得力於先人的文化底蘊。如果我們持續選擇遺忘文化的根源,不斷忽視社會的精神泉源,那麼離失去現在的繁榮樂利也不會太遠了。

[1] 有趣的是,幾家大報裡面,唯一一家社論提及五四的反而是廣被蔑視的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