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azon EC2 推新版,包含 static IP 和機房選擇

Amazon EC2 確實便宜大碗,但是之前最為人所詬病的,就是必須用 CNAME 或是 dyndns 的方式來指定 domain name。今天收到信,現在 Amazon 推新版的 EC2 API,終於提供了 static IP 的功能,還讓人可以自由選擇自己的 instance 要開在哪個機房的 cloud 中。

雖然機房位置可以選的並不多,static IP 也只提供一組,不過已經是不小的進步了。

詳細資訊可以看:

市場期望的三通效應,恐怕要失望了

至少是暫時失望的。

馬英九當選了,股市紅盤慶祝,外資買股瘋狂。翻開報紙,股民一片歡欣雀躍,許多人說,「不怕套牢,反正現在的套不是套,台股要等著上萬點了!」

(假想一下可能的對話…)

真的是這樣嗎?為什麼台股要上萬點了?

「因為兩岸要三通了啊。」

那為什麼三通以後,台股就會上萬點?

「你好笨喔,我跟你說啦,等我們跟大陸三通以後,大陸的觀光客都會來,然後台灣的企業都可以過去投資,對台灣當然是好的啦。台灣大賺其錢以後,台股不上萬點也難哪!」

那為什麼大陸願意跟我們三通?就算是三通以後,大陸的觀光客跑來的話,我們有哪些旅遊景點招待他們?我們交通幹線可以容納大量的觀光客嗎?如果容納不下,來的觀光客數目受到限制的話,對經濟又有什麼幫助呢?

「…」(默然以對)

請不要誤會,我不是反對三通。我也覺得三通早通比晚通好。但是,大陸人又不是笨蛋,憑什麼你說不通就不通,你說通就馬上通?為什麼李登輝、陳水扁加起來讓大陸吃了十二年的閉門羹,現在大陸卻要做這個球給馬英九?大陸政府也不是不知道台灣在等著賺他們的錢,幹嘛要把錢送給台灣賺,不順勢多凹一些政治籌碼?

那如果三通刺激台灣經濟之路不會那麼順遂的話,股市要怎麼瞬間飛躍萬點大關?更不用說即使三通以後,觀光客來台灣的交通住宿是否能夠容納等配套問題了。

[註] 今天寫這篇,是因為收到 stealth 轉寄一篇陶冬寫的文章。我查了一下,原文應該出自這裡。不過大陸網站在台灣看難免比較慢,我把原文照引如下。基本上的立論我是很同意的:台灣對三通和三通所造成的經濟前景太樂觀了些。

台灣市場對總統選舉過度樂觀

  經濟與政治難分家,在兩岸關係上更是如此。

  台灣民眾矚目於三月二十二日的總統大選,希望政局的改變,能夠帶來經濟的轉運,帶來兩岸關係的轉機。台灣經濟的轉型,以及最終收入與就業的改善,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兩岸關係能否走出死胡同。今年一月立委選舉後的股市急升,反映出市場求變的心態和對轉型的信心;三通股一馬當先,則反映市場對兩岸關係迅速改善充滿期望。

  總統府易主,是對過去八年行政政策的一種了結,可能帶來新的思維、新的政策、新的希望。如果馬英九當選,更會帶來近年罕見的行政、立法上的一致,無疑有利於新政策的推出、執行。

  無論馬英九還是謝長廷當選,筆者認為兩岸關係都會揭開新的一頁。台灣海峽兩岸即使沒有蜜月期,也會有一個觀察期、適應期,雙方在觀望中調整,在調整中試探,在試探中適應。「聽其言、觀其行」,應該是北京的既定立場。適當地伸出橄欖枝,是自然的,但是指望北京熱烈擁抱台北新政權,則是天真的、不現實的。其實北京對馬英九並不信任。馬英九並非連戰,與中國既無淵源,又少共鳴,其過去之所言、所行,令北京有一種說不清的不安。謝長廷也非陳水扁,北京對謝的務實求變是有期待的,但是以「觀其行」起勢也在所難免——陳水扁當初也曾承諾「四不一沒有」。

  世界上沒有免費的午餐。台灣如果認為只要自己願意打開大門,大陸便會奉上黃金白銀,則未免過於天真。在北京眼裡,三通在二十年前是橄欖枝,十年前意味著通商,今天則等於送錢。兩岸之間長期進行著單向交流,台灣源源不斷地向大陸輸送著資金、技術、人才——心甘情願地,並從中獲利。

  今天所謂三通,是大陸資金、遊客進入台灣,基本上是大陸給台灣實惠,為台灣經濟輸血。這層互動的主導者是中國政府,而非大陸的企業或遊客,很難不打上政治的烙印。三通是大陸的籌碼,經濟上的實惠必然和政治上的互動聯繫在一起,北京希望以此建立起兩岸之間長期的、不可逆轉的良性互動和政治穩定。在沒有做到這一點前,打雷估計多過下雨,大方針易定,細節落實則可能大不易。

  說到細節,台灣政府中瞭解大陸、瞭解北京政府的人才奇缺。多少年來政府之間缺少起碼的溝通渠道,對於不同政府部門背後的利益淵源更是知之甚少。如此情況下,台灣與大陸打交道,便好像在黑屋內亂摸,不得要領。筆者相信,政府之間關於細節的談判,時間會拖得很長,一夜間成事更是不可能的。

  香港於一九九七年回歸,真正受惠於「中國因素」則是二○○三年以後的事,是在香港歷經SARS和政治危機之後的事。港府官員經常私下抱怨,與北京高官手握了,影照了,最高官員滿口表示合作,但是到了具體部門,香港官員連拍哪一個政府的門都不清楚,至於不同部門之間的利益糾葛則更是一無所知。換言之,上層的承諾難以落實到部門,至於項目細節的推進更是舉步維艱。港府官員至少花了五~六年時間,才摸出與北京衙門打交道的路數、竅門,雙方合作才變得順利。兩岸官場上所需要相互摸索的時間,只會更長不會更短。

  台灣的金融業並不發達,大陸企業不會大規模利用台灣的資本平台。坊間寄以厚望的大陸資金大量湧入,筆者認為也難在近期成事。大陸的QDII進入某市場前,必須與當地政府簽訂條約,在台灣主權定位這個問題上有繞不開的障礙,何況中國資金目前關心的是美歐市場。無論是主權基金還是巨型國企,筆者看不到它們入主台灣公司的強烈興趣。台灣缺少大陸資金最感興趣的要素——資源、金融、技術、品牌。

  更重要的是,兩岸關係並不穩定,總統官邸的主人四年一選,天空的顏色隨時可能由藍變綠,大陸投資隨時可能因變天而進退兩難,因此在目前環境下很難指望中國政府在針對台灣的大型併購上大力倡導、積極推動。當然不排除個人熱錢流入台灣房地產,不過這也未必是短期的事。

  比較現實的是旅遊業。台北小吃、故宮博物館、日月潭,對大陸遊客都有吸引力。不過除此之外的景點選擇好像並不多。台灣沒有香港的繁華塵囂、布吉的海灘陽光、巴黎的文化情調,台北之外的城市與大陸二、三線城市相比其實差別不大。

台灣目前每日允許一千名大陸遊客入境,一年的上限為卅六萬五千人,這與香港、澳門每年各自接納二千萬以上大陸人士相比,實有天壤之差。以目前的入境上限,大陸遊客對台灣GDP的真正拉動,不會超過○’○五%。即使上限向上加十倍,對經濟的實質貢獻其實也十分有限。

  面對大陸遊客入台的商機,台灣似乎炒作多、想像多,不過實際動作並不多。旅遊業要做的不僅是建幾家酒店,而可能需要在旅遊服務業作許多功夫,要設立面向大陸遊客的購物中心,推出生態、海洋旅遊,打造充滿台灣風清的民俗節目。海洋公園、廣東道、星光大道的變化,折射出香港旅遊業在吸引大陸遊客上所作的努力。經濟轉型,不僅是政府立場上的改變,同時必須伴隨著民間的努力、調整和創新。

  台灣這塊招牌必須珍惜,旅遊業的準備務必充分。第一步走得不好,口碑不佳,則以後步步受制,香港迪斯尼盲目自大,準備不足所產生的前車之鑑,不可不察。

  三月二十二日可能是台灣經濟出現轉機的一日。但是,經濟轉型需要時間,更需要努力,三通實難一蹴而就。市場似乎將總統大選當成台灣經濟轉型的速效藥,股市更偷步向上。在筆者看來這種觀點過度樂觀,甚至有些天真。

新台幣兩天連升 4.4 角

總統大選選完,台股開跳空慶祝行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跳空開 524 實在太高於是逐漸殺低,也是可以理解的。外資匯入台灣導致外匯市場爆量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昨天先升 3.2 角,今天再升 1.2 角,兩天內連升 4.4 角,這會不會太兇悍了啊 @_@

新台幣兩天內再升 4.4 角

圖片取自鉅亨網

聽說有的交易員會接到央行的關切電話,不過市場流言,總是聽過就算了。話說回來,新台幣這樣爆天量升值,雖然出口商會苦哈哈,不過對一般民眾來說,或許也可以稍抵一些輸入型通膨造成的影響吧。

不過,背負著這麼多內外資的期待,未來面對的國際市場又如此險惡,新政府能不能成功 deliver 競選承諾,倒是難說的很。看來蕭萬長,接下來幾年可不輕鬆了。

那消逝的精神氣蘊,哪裡去了?

前些日子逛書店,買了本章詒和的「往事並不如煙」。早先我知道她的書很賣座,也聽說風評極佳。但是當初認為不合我的脾胃,未曾翻看就略過了。這次逛到,隨手翻閱,只覺得文筆清爽,十分流暢,寫的又是近代人物的事跡。於是買了回來,沒想到展卷便不能罷手…

當初看這本書的時候,只單純的認為是時代人物的側寫。沒想到在作者筆下,不只是刻劃出人物的背影,還有背影後面的時代,以及受到時代影響的各個人物的精神氣質。作者文筆無疑是極好的,不只記述著各人的事跡,還把人物特質和精神氣度都讓我們一覽無遺。文章要寫其人其事,並不如何為難,難就難在怎麼傳述其心其道。作者在自序中所說的,

「提筆的那一刻,才知道語言的無用,文字的無力。它們似乎永遠無法敘述出一個人內心的愛與樂、苦與仇。」

我相信絕對是肺腑之言。六個故事,絲絲入扣,緊密相連。篇篇讀來都令人垂淚嘆息。有時感動的叫人落淚,有時卻又驚懼的讓人心寒。蕩氣迴腸,斯是謂也!

很多人看完這本書,或是翻閱這本書的時候,得到的共同印象都是,章詒和勾勒出來的是「那個時代貴族的風範」。甚至這本書的牛津版,書名也叫「最後的貴族」。但是我看到的卻是,精神高潔的人怎麼遇上時代的動盪衝擊,以及在巨大威權的陰影之下,逐漸被消磨殆盡的氣質與氣蘊。不論是位高權重的史良、寧鳴而死的儲安平、閒逸風流的張伯駒、還是慷慨仗義的康同璧,每個人物都有獨特的氣魄,也在時代的巨變當中,或被迫扭曲變形,或一死以保氣節。這是時代的悲劇,但也是人性的光輝聖潔展露無遺的時刻。與其說這本書是在敘述貴族的生活,我更寧願說這是一本追慕前人情操風範、精神氣蘊的書。

我們看到,那消失了的精神氣蘊,彷彿就此不再出現。但是展卷讀來,他們鮮活的人格和情操又好像歷歷在目。中國大陸經歷了無數的運動和十年的文革,人物的精神氣質當不復存。但是台灣當年號稱是中華文化的保存者,可在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之下,也容不得特異獨行的閒雲野鶴。兩岸之間,或許也是 1949 年以後又一次的國共合作吧。

所以說,不要以為,書中的慘狀只會出現在 1957 年以後的中國大陸。現在的台灣,隨著總統大選的逼近,人的精神氣質也越來越蕩然無存。你說我貪腐要出選舉奧步,我說你的支持者不是人。反對一中共同市場的就是支持貪污腐敗的綠軍,反對公投對目前執政黨失望的就是準備投降大陸的藍軍。在一片交相指責謾罵當中,我覺得國民黨和民進黨都越來越像共產黨了。

非友即敵,只要是批評我的就是敵軍陣營,先打成黑五類再說。

我為前人逝去的精神氣蘊嘆息不已,也對現在人格精神蕩然默然搖頭。什麼時候,我們才能夠重新見到,那屬於中國文人的,溫煦如玉的氣質?什麼時候,我們才能夠重新見到,那屬於中國士人的,清勝冰雪的情操?

我還抱著希望,雖然我在一片黑夜之中,還沒見著一絲曙光。

中西文化的差異在知識份子上的表現 – 看李遠哲、李敖、以及大學校長

2000 年的李遠哲,以「向上提升」的呼籲成了陳水扁進入總統府的臨門一腳。

為什麼李遠哲能夠有這種號召力?為什麼一個學者的影響力這麼大?

2005 年四月六號,李敖在立法院質詢時,痛罵當時備詢的幾位大學校長,說他們沒有資格做第一流的知識份子。他用「在水肥裡面分贓」形容各個校長的不問世事。為什麼李敖可以這麼理直氣壯?又為什麼各個校長認為是李敖的不對,不應該出口罵人,紛紛表示無法忍受這種羞辱?

這些小節,雖然好像無傷大雅、不甚重要,但是又好像總有說不通的地方,常常縈繞在心頭難以索解。

讀書樂在偶有所得。今天我終於覺得對這一切,有了合理完美的解釋。根本原因都在中西文化的不同,呈現出來的不協調感。讓我試著把想法寫下來看看。

眾所周知,自古以來中國知識份子的使命就在於「經世致用」,儒家的最終使命也在於能行王道。孔子周遊列國,為的是行道;孟子也說,

「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道,是不能夠「枉」的。大儒顧炎武也說過,

「君子之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

中國傳統是由學術指導政治,由政治指導學術是不被允許的。﹝北宋王荊公變法,自撰《三經新義》為科舉標準,飽受抨擊即為顯例。﹞從這個脈絡看來,李遠哲當時以他中研院院長、國內學術龍頭的身分,發表這種宣言,是有相當作用的。人民或許無法全部都感受到細膩深刻的傳統文化,但是古者遺風尚在,人民在混亂的時代,很自然會期待有知識份子的登高一呼,然後自動的起而相隨。於是 2000 年的臨門一腳,完全順理成章了。

而如果知識份子沒有辦法承擔世道的責任,在傳統文化是會被嚴厲譴責的。這也是為什麼魏晉南北在後代會被譏為「清談誤國」。明朝東林書院創辦人顧憲成也曾痛斥王陽明的徒子徒孫,說他們:

「水間林下,三三兩兩,相與講求性命,切磨德義,念頭全不在世道上。」[1]

明末顧允成則說的更直接:

「吾嘆夫今之講學者,恁是天崩地陷他也不管,只管講學。」[2]

2005 年李敖的質詢,也頗就有這樣的味道。他怒罵前台大校長陳維昭的時候,他說:

「你說台灣大學當年對殷海光教授不好,給他聘書卻不讓他上課;可是當法院傳你作證時,妳可以以台灣大學校長的身分站出來維護台灣大學當年被迫害的教授時,你卻不敢出席!… 為什麼該有道德勇氣的時候,你不敢站出來? …. 今天陳校長已經做了十二年的臺大校長,在台灣社會風氣這麼壞的時候,你有沒有以學術領袖的地位出來說句公道話?你不肯講。你們埋頭做學術研究的時候,台灣大學的學術排名又如何?當教育部長亂搞時,你們幾個大學校長有沒有站出來說話?教育辦得不行時,你們應該要站出來!」[3]

這段話,不是和前面顧允成的話很像,足以互相輝映嗎?顧允成指責當時學者的話,和李敖罵大學校長的話語如出一轍。顯然是因為他們對學者有相同的期待!話鋒一轉,李敖繼續說到:

「我要告訴你們,人格偉大、敢跟政府對幹、敢拒絕教育部長、敢把我們良知的話散佈出來、敢到法庭作證,這些都是大學校長應該有的風骨。… 當年蔡元培在五四運動時,就是個校長,是個匹夫,但他能抵抗一個時代,不是嗎?你們這些校長有那麼好的學問,可是你們在人格上、在肩膀上太軟弱了。」[4]

這段話讀起來,不就是典型傳統社會對士人的期許嗎?對蔡元培的讚美也正是對傳統文化的褒獎!因為在傳統文化價值中,學術的尊嚴不容踐踏。「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如果不能行道的話,那麼也應該辭職明志,避免做個「小人儒」!

不過,既然李敖這樣大義凜然,那為甚麼各個大學校長聽了以後,還會不以為然,認為李敖羞辱太過,無法忍受?

這部份就涉及中西文化的不同。認真詳追起來,或許會涉及價值系統的根本差異。不過粗略的來說,西方文化自古以來,道德價值是憑依於宗教的。世界是由神所創造,那麼越能理解世界運作的奧妙越能榮耀神與讚美祂的偉大。社會對於科學家的期待,則在於他們完成專業本分,而非由他們完成其他社會使命。我們現今的大學校長,多半曾經留學海外。雖然對於西方文化未必體會十分深刻,但是多少應當受到這種價值系統的影響。這也是為什麼,當李敖理直氣壯怒目橫眉大罵的時候,校長們仍然會覺得自己受到委屈、李敖屈人太過了!

這並不是說誰對誰錯的問題。重點在從哪個價值觀看待。只是我們可以觀察出來,中國的傳統文化,在清朝末年受到刺激產生激變,激盪至今猶未平息。看李遠哲、李敖、和幾位大學校長身上的表現,也多少可以了解,這是我們仍然處在文化長時間過渡期會發生的現象。

那麼,要到哪一天,才會有新的價值體系在其中產生,而這新的文化價值體系又會是什麼樣子呢?

縈繞在心頭的問題,今天少了一個,又多了一個。

參考資料:
[1] 余英時,《知識人與中國文化的價值》,頁 185
[2] 同上

[3] 李敖,《李敖議壇哀思錄》,頁 178 – 179
[4] 同上,頁 180